复盘南京保卫战，毛主席《论持久战》指出日军五个错误，个个精辟

文｜ 王洪光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军部一般指政府中的陆军省、海军省，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海军最高指挥部军令部。宪法赋予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同时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这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

1937年，裕仁天皇（骑白马者）检阅部队

日军的早期作战计划，以攻占中国腹心地区武汉为核心，从军事上全面占领中国。计划“以华北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长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在汉口附近地区作战”。日军陆军省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华北方向使用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再投入3个师团；华中（上海方向），使用3个师团，另用2个师团（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华南方向使用1个师团。可以看出，主要兵力和主要进攻方向是华北。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一开始日军基本上是按此计划执行的，而且把华北方面军兵力增至8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加1个航空兵团，总兵力37万人。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为了拿下淞沪继而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

向南京逼近的日军步兵

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得以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日军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毛泽东语）”。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徐州会战时南线日军向北攻击，北线日军不动；后来北线日军进攻，南线日军又不动。从抗战初期四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

虽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带根本性。

日军南京入城仪式

日军一是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二是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三是战役主攻方向也摇摆不定，北线平分兵力在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三个战役方向上，在两翼次要战役方向太原和徐州打了两个战略性战役，而在主要方向、距武汉距离最短、地形最为有利的平汉线，打下石家庄后，居然调走了4个师团分别增援同蒲线和上海方面作战，只剩2个师团，攻到豫北漳河一线就没有了后劲，把主要战役方向打成了次要战役方向。四是东线打下南京后，主力先北上配合打徐州会战，再调头西去打郑州（后遇黄河决口未成）与华北日军配合，而不是拿下安徽省府安庆后一鼓作气直攻武汉。五是在战役布势上，不知为什么在拿下杭州后，不派强有力一部沿浙赣走廊直攻南昌，包抄武汉后路。总之，对武汉这个战略枢纽，日本大本营在战略层面上是认识到了，但在战役行动中则没有体现战略意图。

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了，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