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二战为什么帮中国』德国二战后为什么能快速崛起!

最近，学校里正维修地下管道，大家路过的时候，纷纷打趣说——赶紧看看，周围有没有前人留下的“油包纸”。

要知道，这话如果放到10年前，在7.24北京特大暴雨之后，曾经的“油包纸”，可算得上是个充满敬畏的话题。

2011年7月25日早晨，北京市回龙观龙锦二街育知东路交叉口

当年，各色媒体都在卖力气的“蹭热度”，纷纷有理有据地亮出了“德国下水道让青岛百年不淹”之说，还有板有眼地说了些栩栩如生的细节——至今，青岛下水道零件需要更换的时候，还能联系到相关的德国厂家（暗示德国人的百年企业文化），根据他们电子邮件的提示，可以在老化零件附近找到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好的光亮如新的备用件！

看了以后，感动不？

然而，真相却是，青岛的排水管道主要是由混凝土建筑和陶瓷管构成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小的零部件。

要说当今的“青岛不淹”，全靠德国人，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针对下水系统，青岛官方曾专门公布过调查数据——青岛2900公里的下水道中，只有3%为“德国制造”。

青岛德制下水道结构示意图

随便动一动脑子，大家也能想明白，在房地产振兴城市经济的潮流下，现今青岛城区的面积，和一百多年前的规模根本没法比，下水道系统的扩建是必须的。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德国下水道的雨污分流设计施工——雨水下水道（防内涝）、污水下水道（排出冲水马桶等产生的生活污水）与混合下水道（雨水、污水共用）三种，这在当年看来，确实属于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理念，甚至领先于当今的一些中国城市。

但要注意的是，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这些德国人亲自搞出来的管道，只占了区区的3%而已。

更何况，这段先进下水管道的铺设，当年的德国殖民者也主要照顾的是自己族群的需要，仅保证了德国人聚集区的干净卫生，却任由污水排放到中国贫民居住的棚户区…..并非网传的那种——忙里忙外十几年，给青岛人民修桥铺路，建下水道，随即一战战败，挥一挥衣袖，啥也没带走的“圣母”形象。

1900年，一张从胶州寄往德国的明信片，右边白衣小孩拿的是当年德国国歌的第一句“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另外，比青岛下水道更神话的是，诸多民国政府时代德国政府给予的恩惠——非常典型的，当属“资助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传说。

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大致是说，当年的中国太过贫弱，连运动员的路费都出不起。于是，希特勒代表德国政府，“及时雨”般地主动承担了1936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

但历史的真相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费用全部用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钱——由国民政府财政拨款加民间募捐组成的，与希特勒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讲真，这让国民政府情何以堪。

1936年，柏林，德国华人欢迎中国奥运代表团

要说当年德三政府对中国参加奥运的资助，唯一有证可考的线索是——柏林奥运会期间，为了提升纳粹德国的美誉度和国际形象，一些国家的代表团获得了免交住宿费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队。

而且，柏林奥运会也并非像另一个版本的传闻说的那样，由张学良私人资助。

张少帅确实在奥运会上出过钱，但那是上届的事儿——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当年中国刚经历“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正逢焦头烂额之际，靠着张学良捐赠的八千大洋，才总算凑足了盘缠。

1936年柏林奥运会海报

另外一个感天动地的传闻当属“德三政府援助中国抗战说”。

首先，这个传闻，在时间方面都对不上号。

早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大清国时代，德国就已经是中方主要的军购对象了。

比如李鸿章大人，就和德意志军火大佬，克虏伯的掌门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交情不浅。至今，在厦门胡里山炮台，还保留着一门李鸿章于1893年购进的克虏伯大炮，其最远射程可达19760米，并被认定为“世界现存原址上最古老、最大的海岸炮”

厦门胡里山炮台的克虏伯大炮

近代时期，作为欧洲传统陆军强国，普鲁士/德国一直属于亚洲国家们的学习效仿对象，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的全套普鲁士陆军军事理论、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

跟日本的情况差不多，大清国的主要学习对象也是德国——李鸿章和俾斯麦那深厚的“友谊”，都离不开频繁的军火交易和军事指导，还有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也都带着深深的德国烙印。

到了一战后的1920年代的魏玛德国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和德国的贸易交往又开始不断加热，双方合作的高峰时段跨度大致为1926-1937年。

1933年，纳粹党赢得选举，希特勒上台组阁，这才开启的德三政府时代。而此时，中国和德国的军火贸易合作，早已经做了很久了。

孔祥熙和希特勒所谓的“私交”仅仅建立在两国贸易方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德双方进行的是“贸易”而非“援助”。

大量技术、军火都是用高于国际市场价的价格，或者是以货易货方式购买的，军事顾问也是八抬大轿高薪聘请的——咱们可是连个螺栓都没有“白拿”过。

同时，德国也有求于中国的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们都属于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是生产枪炮的必需品，此外还有中国特有的猪鬃和桐油等等。

就说这个猪鬃，别看不起眼，但它绝对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家想想，各色武器装备，哪一个可以不上漆，直接就开出来用的；此外，猪鬃刷还有清理大口径火炮炮管内的火药残渣的重要用途。

更让人尴尬的是，据史料记载，德国出口中国的工业品，尤其是军工类，一些属于二等品，甚至是质检淘汰掉的“残次品”，但价格却都要按照一等品和精品付给。

为此，国民政府代表还跟德国有关部门交涉了多轮，要求退换货。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德三政府为了表示对日本“大东亚共荣”计划的支持，逐渐疏远了中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一度在收到货款后，拒绝交货。

从1937年起，德国顾问团成员们被陆续撤回，同时德三政府公开承认了伪满洲国，中德军事贸易迅速走向冷冻期。

而这时，正逢中国全面抗战爆发。

进入1938年后，德国顾问团已经全部返德，其中就包括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

冯·法肯豪森回国后拒绝接军职，在盖世太保的监视威胁下，还坚持宣传中国抗战，直到德国下令预备役军人全部恢复现役，才被迫重新加入了国防军。

而那大名鼎鼎的德械师，其主力基本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殆尽…..

电影《八佰》里，1937年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德械师

而有关民国期间中德的密切合作，还往往离不开另一个有板有眼的传说，其中的情节，就好似写下它的人，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

大致的故事是，希特勒早年流落维也纳街头，被一对华裔夫妇救助（据说还姓张），之后发迹了到处找，想报恩，结果没找到，只好给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支持咱们中国抗战…..

希特勒在奥地利流浪时的画作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上看，可以肯定地说，被救助，要报恩的故事是个彻头彻尾的，一厢情愿的杜撰。

比较权威的几本书，比如希特勒口述，鲁道夫·赫斯执笔撰写《我的奋斗》；还有引援了大量一手材料，采访了很多亲历者才成书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没提及此事，甚至连类似的可以联想的线索都没有。

很显然，这就是咱们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话本“报恩故事”的套路。

毕竟，换个角度想想，此时德占区的华人本身就很少，工作、居住的领域也非常集中，行迹应该非常好寻找，加上纳粹盖世太保那套“一查八代，挖地三尺”的侦察反侦察能力，怎么可能找不到呢。

而有关希特勒对中国人的真正看法，可参考下面这段话——“假如一个黑人和中国人学会了德语，余生也说德语，那么就算是已经德意志化，进而可以获得选举权，这种想法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英文版（英文版是德文翻译的，中文版又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有删减，还是英文版比较全）

1930年代的中国驻德大使刘崇杰，就曾因《我的奋斗》里对中国人发表的歧视性言论，而向德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德国政府只拿“会考虑做出删减”随便敷衍了一下，然后，照旧原样出版……

甚至，在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希特勒的眼中，日本人作为盟友，本质上也是相当低劣的，仅仅是为了建立日耳曼尼亚的“千秋大业”，暂时屈尊一下罢了。

比如，日本电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中，曾有一段这样的情节——日本人读日文版《我的奋斗》里面贬损大和民族的段落。

进入1940年代后，德政府还对其境内的华人进行过大规模迫害，曾经的德国唐人街就是在此时消失的。

至今，德国仍是唯一没有唐人街的西方大国。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季羡林老先生当年的德国过得还不错，甚至比一般的德国平民生活还要好。

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41年后，季老先生拿的是汪伪政权的护照，算是“友邦”留学生，毕竟烽火连天的，为了留学舍命千里迢迢地去重庆国民政府办护照，那也属于非常不现实的事儿…..具体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季老先生的《留德十年》。

另有一些非常细节的说法，绘声绘色地说，希特勒非常崇拜中国文化，枕边一直放着《孙子兵法》，此本书作为希特勒的“挚爱”，还伴随他在柏林地堡里走向了最终灭亡——就好似作者亲眼见过一般。

其实，据希特勒的贴身秘书荣格夫人回忆，希特勒平日里随身带着的书，是普鲁士将领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属于妥妥的德意志派系军事论著。

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

客观看，二战前后，德国的外交思想是非常务实的：和日本结盟是谋求牵制苏联；而援助中国就是为了换取战争资源….出于国家既得利益的考虑，中德结成了密切的贸易兼军事合作伙伴，其他的，就别想太多了。

那么，为何当年的“地摊文学”带来的各种“传闻”，往往会被曾经的人们信以为真，并虔诚地广泛流传开来呢？

那些“历史真相段子”的盛行期，大概为1980年-2015年这段时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开放国门的时候，有机会出去“开眼"的人并不多，对国外译著和影视的引进和介绍比较有限，人们外语掌握得也不灵光，再加上那种“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心理，进而产生了对西方世界想象的投射——这使得一些根本就没有出过国，甚至都没认真查阅过史料的“地摊文学家”会有意或无意地以西方历史为背景，顺着东方文化的传统思维，凭空造出一些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美好的历史真相”。

比如，类似于《三言二拍》里面报恩故事的“希特勒受张姓夫妇救助后，要主动报答中国，资助奥运会、援助中国抗战”的传说；或者仅仅凭着对“德国制造”和德国人严谨靠谱的印象，就搞出了的那个青岛下水道令人暖心的“百年油包纸”…..

不过，最近这些年，随着咱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真实，同所谓“发达世界”的差距不断缩小，在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积极环境下，有关“洋大人”的各种段子，也愈发没了市场，几乎都已经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