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为什么下台

昨天，二掌柜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文章之《雄关漫道40年（六）》讲到深交所的改革之路，今天二掌柜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改革故事呢？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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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1992年元旦上午十点半，正在南海市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接到了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电话。陈开枝挂断电话，跟陪同的南海市委一行官员告别，市长一把拉住陈开枝的手：“什么急事？吃了午饭再走嘛！”

陈开枝非常抱歉地说：“现在真不能告诉你们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陈开枝驱车赶回广州，看到一份北京的电报，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陈开枝从谢非的电话中意识到，邓小平绝非简单来南方休息。1月3日，北京先遣组三位穿军装的将校军官走进广东省委大院，陈开枝一看都是老熟人，邓小平办公室副军级的张宝忠、正师级的老赵，还有一位正团级军官。双方开始在地图上讨论邓小平巡视的路线。张宝忠决定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1992年2月15日，北京景山后街的胡同里，秘书王瑞林给邓小平讲了一个镜头，让邓小平夜不能寐。邓小平南巡之心急切，两天后的1月17日，警车开道的车队从胡同里驶出，径直驰进北京站。

列车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1992年1月18日上午10点31分，邓小平的南巡专列抵达武昌车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率领当地官员快步迎上来，邓小平把手向前一挥，说：“我们边走边谈吧。”关广富陪着老爷子一边走一边汇报，老爷子时不时停下来插话：“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提醒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专门停下来说：“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

关广富多年后回忆说，邓小平告诫湖北官员：“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比较就有问题了”，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希望中国经济能发展多快就搞多快，不要阻挡。在临上车之前，邓小平再度停下来，非常严肃地对湖北官员说：“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

1992年1月19日上午八点，深圳火车站月台上，谢非为首的一干广东封疆大吏们来回地踱步，他们兴奋、激动。9时整，一列长长的绿皮火车停靠在月台旁，车站服务员快速地将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在众人的目光和闪烁的聚光灯投向这位88岁的老人，邓小平目光炯炯、满脸慈祥，穿着深灰色的夹克和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走出车门。下车后，邓小平同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在深交所没有拿到批文就拍板开业的李灏握着手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几个月前指挥秘密救市的郑良玉激动地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

八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同王震、杨尚昆到深圳视察。八年后故地重游，兴趣盎然，对陪同的广东省要员们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2.

王石刚走进办公室，电话响过不停，抓起电话，就听到一位老朋友洪亮的声音：“王石，祝贺你呀，小平到你万科视察，厉害呀。”王石一头雾水：“咦，我怎么不知道？”老朋友打趣说：“别保密了，谁不知道小平的车队去你们万科了？”王石走到窗户跟前，没有任何车队。先科公司的董事长叶华明在公司门口握住邓小平的手，旁边有人介绍说：“这是叶挺将军的儿子。”邓小平握着叶华明的手，很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叶华明伸出四根手指头：“不是，我是老四。”邓小平清晰的记得两家人有40年没见面了。先科公司是当时中国唯一生产激光唱片的高科技企业，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都视察过。

从贵宾室出来，邓小平一行穿过30米长的过道，职工们在过道两侧鼓掌，邓小平问：“职工多大年纪？”叶华明说：“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一位东北籍的业余歌手赵敏用四川话给邓小平唱了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邓小平听到乡音，误以为他乡遇故人。王石一直很纳闷，难道邓小平视察的是万科旗下的哪家合资企业？会是哪一家呢？春节之后，王石的秘书找到了一份《深圳特区报》，认真读了头版的长篇纪实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才发现邓小平视察的是先科，万科推出的《歌迷乐》激光唱盘是委托先科生产的。

花灯辉煌的夜晚，深圳迎宾馆的桂园，晚饭后的邓小平将家人叫到身边说：“大家今天也见到深圳了，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中国今后生存发展的希望。”邓小平长叹一声，“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第二天下午，深圳风和日丽，广东的封疆大吏们齐聚迎宾馆接见厅，邓小平非常忧虑地说：“我们过去的革命常以苏联为榜样，那么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深厚的文化传统，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有庞大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垮了，消失了。苏联完了，全世界方方面面的思路很自然就联想到中国，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办？”邓小平顿了顿，说，“成天搞核武器，搞理论专政，不顾人民死活，而老百姓为了基本生活品还成天排队，我看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号称是发达社会主义，结果折腾了七十多年，连老百姓的肚子都喂不饱，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中国怎么办？中国就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老百姓的生活解决好。我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决不能动摇，一百年也不能动摇。”

深圳特区一直在争议中前行，身为市委书记的李灏听到邓小平的话，率先鼓掌，整个接见厅掌声雷动。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二十世纪一个重大的经济现象就是四小龙的崛起。中国怎么办？我看先别赶英超美，连日本我们也别去比。中国当前的任务和出路就是向四小龙学习，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实现小康。”邓小平相信两军相逢勇者胜，四小龙遥遥领先中国不可惧，当年自己和刘伯承元帅面对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杀出中原，最终直捣蒋介石的龙庭南京。邓小平期望广东做一个表率，做改革开放的先锋，在中国改革开放上杀出一条血路，率先超过四小龙，证明中国人搞经济不是孬种！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不管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怎么说，搞改革开放不动摇。

深交所创始人王健长舒一口气，邓小平当着广东封疆大吏们非常坚定地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众人再次鼓掌，邓小平很平静地说：“改革开放也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我发明了一条叫做不争论。争论什么？一争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3.

妻子消失后的史玉柱扎根珠海，心无旁骛地赚钱。邓小平从深圳南巡到珠海时，史玉柱的巨人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亿元。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令史玉柱激情澎湃，决定修建一栋巨人大厦来实现自己更超凡的梦想。史玉柱计划将巨人大厦盖他个38层，没过多久，一位地方领导来视察，围着正在施工的巨人大厦转了一圈，说：“这座楼的位置很好，为什么不盖得更高一点？”史玉柱想将巨人大厦当做集团的办公楼，如果多盖几层，可以当包租公。史玉柱当即把大厦的设计从38层升到了54层。设计刚改完，史玉柱听到一个消息，广州正计划盖一幢63层的全国最高楼。意气风发的史玉柱周围围绕着一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怂恿史玉柱改写建筑史，史玉柱一口气把楼层定在了70层，也为他埋下改变一生的隐患。

史玉柱野心勃勃要改写建筑史背后，邓小平的南巡已经令整个中华大地热血沸腾。凌冽的西伯利亚寒风刮进北京中关村，柳传志走在大街上都体会不到那刺骨的寒意，这一年整条大街上冒出了2580家新公司，而北京每个月新成立公司以2000家的速度递增，到当年8月执照纸张库存为零，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执照纸张。广东、湖北、四川、浙江 、江苏、上海等省新成立公司数量同比都翻倍。邓小平南巡视察过的深圳国贸大厦，一下子挤进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江苏华西村村长吴仁宝看到邓小平新闻当晚，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会议看到凌晨两点，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铝锭为首的原材料，三个月后，华西村囤积的原材料价格翻了三倍。

北京南德公司总部会议室，讲台上放了一张小方桌，台下坐满了各个部门的经理，刚用袜子从苏联换回飞机的牟其中意气风发，端着大茶缸子在方桌后坐下来，开始唾沫横飞地讲，邓小平鼓励我们大胆地试，我们就要搞造福人类、福泽一方的大事，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改变那里的自然环境，将这片贫瘠的土地变成富饶的鱼米之乡。坐在台下的冯仑听的云里雾里，牟其中讲完端着大茶缸子转身走了，留下一堆部门经理一片茫然。冯仑意识到跟牟其中年龄差异太大，想对牟其中实行规范化改造，熬夜研究了张学良，准备联络一批青年骨干“兵谏”牟其中。

牟其中生日时，冯仑为首的青年骨干们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牟其中。冯仑有一个远大理想，他想让牟其中真正地多读书，让牟其中只做董事长，南德由青年人来具体管理，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就在南德的青年骨干们密谋兵谏时，冯仑听到一件毛骨悚然的事，在跟苏联换飞机期间，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牟其中连夜把那一伙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冯仑想起有一次在香山吃饭，五十多岁的牟其中为了一张凳子一拳把人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到别人打架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牟其中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冯仑放弃兵谏牟其中，带着一帮兄弟再下海南。

背着台湾繁体版长篇小说《胡雪岩》南下的冯仑，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运用胡雪岩空手套白狼的财技，通过关系用区区数万就拉来500万投资，成立万通公司。再次回到海南的冯仑发现，海南在邓小平南巡的春风吹过后，10万年轻大学生到海南淘金，以至于公寓房价翻了三倍，整个海岛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冯仑在海南四处寻找商机期间，在工地上搬砖的潘石屹已经晋升为砖厂的厂长，成为海南建设大军中的基层参与者。有一天，两位从北京来海南闯荡的漂泊者相遇，潘石屹咧嘴一笑，爆发出西北人爽朗的笑声，只是再也没有搬砖民工的憨直。冯仑、潘石屹在海南陆续跟易小迪、王启富、刘军、王功权走到一起，多年后，六人被誉为“万通六君子”，六君子发现炒地皮是最快的暴富生意。

离开牟其中的冯仑也喜欢指点江山，搬砖的潘石屹出生甘肃农村，冯仑建议潘石屹读读《上海滩》，学习一下一个小混混是怎样当上大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陈东升更喜欢读国家条例，邓小平南巡回京后，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陈东升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认认真真地将两个条例研读了一番，发现这两个条例“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寻找投资人来投资。1992年5月，满腔热血的陈东升辞职下海，进入国内一片空白的拍卖业，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只在电视上看过拍卖的陈东升相信“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四年后，陈东升又模仿着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3.

陈东升下海刺激到了他武汉大学的同班同学毛振华，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一到周末，毛振华就会走出中南海，骑着自行车到崇文门陈东升家蹭饭吃，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瞎侃，经常侃到深夜就同塌而眠。陈东升之前想像《福布斯》杂志那样，给中国商人搞个排行榜，毛振华一拍大腿，说：“你没希望了，我还有。”陈东升以为毛振华要办杂志，在那个时候私人是绝无可能办杂志的，只有王波明掌舵的联办创办了中国第一本证券类刊物《证券周刊》。毛振华两眼放光，说：“现在美国人搞评级，资产评估的大权怎么能让美国人攥在手心呢？那我们未来岂不成了如来佛手心里的孙猴子？我们也可以搞个中国版的标准普尔和穆迪，将资产评估的话语权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毛振华带着几本书从中南海辞职了，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机构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邓公南巡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像陈东升、毛振华这样的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多年后被誉为“92派”。陈东升辞职两个月后，92派下海经商的党政干部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辞职了，创办一家酒店管理公司。从地方政府办公室主任到住宅开发公司总经理的王健林，决定将公司改制为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而在国有企业舞阳钢铁厂的青年干部许家印，为了职工福利变卖了公司废料，被公司上级调查，蒙受了委屈，许家印递交辞职报告，揣着几公斤重的简历南下深圳，最终进入一家房地产公司，从普通职员晋升为办公室主任，在房地产领域快速积累人脉资源。

许家印在深圳左奔右突时，王石在办公室研读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时而陷入沉思，现在的万科同改革中的中国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很多业务骨干都经历过旧有体制，工作中习惯黑箱操作、阳奉阴违、信息不透明，甚至隐瞒信息，可通过行政命令下发的红头文件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效率不高，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性会随着文件的层层传递失真。政令不出总部，王石决定仿效南德集团牟其中，办一份内部刊物《万科周报》。出乎王石意料，作为万科文化企业载体的《万科周报》后来成为中国经济界、思想界、企业界和新闻界观察万科、观察中国房地产，甚至观察中国经济的窗口。

上海的民众没有像冯仑说的那样去读长篇小说《上海滩》，他们跟王石一样都在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当上海人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邓小平鼓励搞证券，整个上海滩犹如回到70年前《子夜》里的场景，压抑了40年对证券市场的欲望如火山岩浆一样，喷薄而出。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站在交易大厅喊了一嗓子：暂停自信股票涨跌停板制度，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扶摇直上，到25日拉升到1420点，豫园商城的股价更是空前绝后地拉升到10009元历史高位。交易所每天被狂热的股民拥挤的水泄不通，尉文渊站在大厅里都难以立足，在拥挤的人群中尉文渊突发奇想，股票一样可以像菜市场一样，摆地摊儿交易嘛。尉文渊包下半个足球场大的文化广场，作为临时交易场所。

文化广场摇身一变成了交易所的交易大棚，股民们在整个大棚里来说穿梭，相互打听着各种小道消息，分析5分钟一次的股票行情广播，然后鱼贯而入涌入委托点下单。越涌越多的股民令整个市场变得鱼龙混杂，邓公说改革开放一定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怎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资金量大的股民自然应该享受更好的交易服务。尉文渊一拍脑袋：搞大户室，让那些有钱人交一笔钱，进入一个更封闭、有专线电话、能看报喝茶的空间。大户室里的有钱人可以享受交易所股票行情的及时通报、优先买卖。尉文渊的奇思妙想把投资者从此分成了三六九等，从此中国股市形成了散户、大户、机构三位一体的超稳定格局，这个格局让股市变成了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游戏场。

作家余华听到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老黑奴经历了一生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余华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让人们铭记大时代变迁中那些卑微的生命。余华的朋友吕梁摇了摇头：兄弟，现在邓公都号召人们赚钱，未来的世道一定是有钱的越来越高贵，贫穷的越来越卑微，苦难终将会变为尘埃，被人们遗忘，只有成功才会被历史铭记，让世人敬仰。吕梁将自己的小说《国运》、《龙年邪说》束之高阁，到底是选择去股市已经火热的上海？还是去正在复苏的深圳？吕梁最终选择了南下深圳，他嗅到一个巨大的机会，决定来一次人生蜕变。临分别时，余华跟吕梁开玩笑：苟富贵，勿相忘。多年以后，余华自己也成了股民，在A股一如他1992年动笔写的小说《活着》。

5.

吕梁坐着南下火车的时候，遥远的乌鲁木齐，唐万新跟一帮兄弟正热血沸腾地谋划南下。唐万新这些年活的很憋屈，没有柳传志那样顺风顺水，更没有傻子瓜子年广久那样幸运，能够让邓小平三次点名庇佑，生意总是在失败中不断安慰自己。唐万新一拍大腿，上海的股民都南下深圳，如果不抓住深交所新股认购的机会，自己这一辈子将很难出人头地。1992年8月7日，深交所宣布发行公众股5亿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每一个认购者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10张抽签表。唐万新一琢磨，只要身份证足够，去一个人就可以买到1000股，简直就是上天送给自己的发财机会。

唐万新想出一个妙招，民工只要筹够10张身份证，就可以参与德隆公司深圳的短期劳务排队，100块一天的薪水。消息一出，新疆各地5000民工扛着身份证涌向德隆公司。唐氏兄弟承包了火车几节车厢才将5000民工给装下。火车在深圳站停靠，唐万新一下车听到一个消息吓一跳，深圳邮局收到的身份证跟雪片一样，最大的包裹里面有2800张身份证，60万常住人口的深圳一下子涌入150万人，广州到深圳30多块钱的火车票炒卖到200块。8月7日下午开始，认购证300个发售点开始排队，人们担心自己的位置被挤掉，男女老幼将绳子拴在手腕上，人越来越多，只能紧紧地抱住前面人的腰，整个深圳弥漫着难闻的恶臭。

1992年8月9日上午，认购抽签表准时出售，不少网点开门一会儿就宣布发售完毕，时间最长的也只开门两小时，做着发财梦的百万大军开始出现抱怨、质疑和愤怒。唐万新站在人群中望着自己带来的5000民工，怅然无语。突然，整个深圳刮起大风，倾盆大雨中依然有数十万全国各地来的民众握着身份证久久不忍离去。在茫茫人海中，吕梁站在狂风暴雨的深圳街头，见证了股市的疯狂，望着人们脸上从喜悦、煎熬、失望到愤怒的变化。那些不忍离去的民众在大街上，任暴雨淋湿衣衫，绝望地流着泪水，和着雨水一起滑落，哭天喊地。

谁买走了500万张抽签表？人们希望有一个真相。当人们在风雨中绝望地怒火中烧时，那个曾经在万科股东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朱焕良，正在电灯下清点着一万张抽签表，他没有像唐万新那样老实巴交领着一帮农民排队，只给了银行系统官员几捆人民币，抽签表就轻松到手。一场暴雨之后，人们终于明白抽签表销售中有腐败，证券公司、金融系统、执法者把大量的抽签表偷偷地买走，甚至有人在为朱焕良那样的大户徇私舞弊。愤怒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讨要说法，深圳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望着夜色中喊着严惩腐败口号的人们，吕梁回到狭小的出租屋，决定记录下新中国这一难忘的历史时刻。吕梁在灯下文思泉涌、笔走龙蛇。

1992年8月10日晚，整个深圳都弥漫着民众的怒火。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召集各部门一把手开会。李灏扫视了一圈会场，问：“你们说怎么办？”众人低头垂眉，束手无策。李灏望着众人说：“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低声嘀咕：“这是寅吃卯粮，把明年的额度挪用到今年，要不要向上面请示批准？” 李灏脸上浮现出深交所开业拍板时的坚定，非常坚决地脱口而出，说：“现在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哪里还有时间层层请示？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个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李灏拍板后，连个起草文件都没来得及，草草写了五条，以深圳市政府公告形式拿到广播车去广播，宣布再增发500万张抽签表。1992年8月11日，唐万新领着5000民工再次排队，终于如愿买到抽签表，一波三折的申购让唐万新见证了股票的魅力，从此世间再无科学梦，唯有股票是黄粱。那个在灯下埋头写完鸿篇漫卷《百万股民“炒”深圳》的吕梁，文章一出名动江湖，可吕梁在电话里告诉包括余华在内的文学界朋友们：炒股票比写书赚钱多啦。《收获》杂志的主编巴金、《中华工商时报》的编辑部再也没有收到吕梁的一文半字，吕梁从此弃笔从商。八年之后，吕梁同那个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党建培训班的青年教师丁福根，一起搞出了新中国第一大证券操纵案，成为震惊朝野的A股第一大庄家。

吕梁留在深圳，8月10日晚上拍板的李灏调回了北京，市长郑良玉调任江西省长。两人调离深圳背后，深圳市纪委等部门从2900多件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一共有超过4000人私分了10万张认购表。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主任，成立专业办事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谁当证监会主席？朱镕基找到曾经在飞机上给江泽民拍胸脯的刘鸿儒，当初筹建上交所，众人担心出问题，朱镕基呵呵一笑：“怕什么？真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8.10的风暴猝不及防，让不少的官员谈之色变，刘鸿儒皱着眉，说：这是让我坐火山口啊。

刘鸿儒坐上了证监会主席的火山口，岂能忘记跟自己一起推动证券市场的那帮国内及华尔街归国精英。刘鸿儒带着朱镕基的重托开始筹办，可是开办资金紧张，王波明为首的联办几十人带着200万借款支票，到了刘鸿儒麾下。刘鸿儒招兵买马之时，整个中国的储蓄已经超过1.3万亿，已成一只随时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笼中虎”，可中央财政拮据，对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无能为力。经济学家们献策疯狂的股市可解国企之困，经济学家们的献策让决策者们血脉喷张：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营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项重大决策是，把上海和深圳两市的上市指标权上缴中央，交易所再无上市决定权，一时间，为国企脱困输血成为股市的头等功能，证监会成为最具资本权势的机构。

6.

诸城市长陈光一直为财政资金犯愁，可全市150家国营企业，有103家都是亏损的，产权关系不明，利益关系复杂，想到股市去圈钱都拿不出手。陈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翻文件，希望能够从北京制定的政策中找到尚方宝剑。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光在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一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陈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既然无法上市圈钱救命，那就统统卖掉。陈光花了两年时间，将全市272家乡镇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出售给了个人。陈光的惊世骇俗惊动了中南海，掌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派出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县属企业改革探索，阻力大，困难多，诸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为放活国有小企业创造了经验。

陈光铁腕拯救国有小企业的时候，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广昌在读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决定搞一个小企业。郭广昌与梁信军等人筹集了3.8万块，创立了广信科技，可一帮人整天犹如无头苍蝇，骑着自行车满上海滩搞市场调研，突然有一天听说台湾元祖食品想进入上海，郭广昌推门而入，说能帮助出谋划策。元祖食品最终给郭广昌他们支付了100万酬劳，赚得人生第一桶金的郭广昌，将公司改名复星，意寓“复旦之星”。远在深圳的任正非在灯下研读《毛泽东选集》，同样想在邓小平南巡之风的沐浴下让华为腾飞。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交换机的研发，可国内城市通讯设备市场已经被西门子等跨国公司把持，任正非在《毛泽东选集》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到1992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

任正非捧着《毛泽东选集》在农村开疆拓土之时，蒂姆·伯纳斯·李给同事格纳罗打了一个电话，要格纳罗帮忙将一张“CERN女郎”的照片扫描并放进他刚刚发明的万维网（WWW）上。伯纳斯·李在一年前写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文本浏览程序，它使得人们能够将各种知识在超级文本网上结合起来。格纳罗按照伯纳斯·李的吩咐，用Mac电脑扫描并用FTP上传到CERN的官方网站in—全球首个WWW网站。这张CERN女郎图片成为互联网上首张可通过浏览器点击查看的图片。伯纳斯·李后来被尊称为“互联网之父”。遥远的北京中关村，软件设计员王志东正在家里研发“中文之星” 中文软件平台，后来王志东在伯纳斯·李的万维网感召之下，创办了著名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张朝阳，从院长手里捧过博士学位证书，正在琢磨人生的下一步时，遇到了学院里失意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葛洛庞帝，尼葛洛庞帝对这位中国留学生有着莫名的好感，相谈甚欢。两年后，尼葛洛庞帝出版了著名的《数字化生存》，并鼓动张朝阳回国创业，为了给张朝阳信心，尼葛洛庞帝给张朝阳一笔投资，张朝阳一咬牙，告别了美国悠闲的生活，回国创办了搜狐。张朝阳毕业那一年，他未来的竞争对手丁磊还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三年级，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还在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马化腾还在深圳大学电子工程系敲击键盘，忙着寻呼机编程。

杭州西湖边，越来越多的人请马云做翻译，《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文章读的马云内心潮涌，成立了一家名叫海博翻译社。可翻译赚钱难以生存，喊着活下去的口号，马云一咬牙去当倒爷，背着大麻袋到义乌、广州去进货，海博翻译社开始卖鲜花，卖礼品。期间，马云发现医药很赚钱，整天跑医院，甚至到农村向赤脚医生推销药品。1992年夏天，马云未来的竞争对手刘强东，数学比马云好，高中毕业一次性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那年9月，刘强东将亲戚们凑的500块生活费缝在内裤里上了北京。进入大学校园，刘强东决定不再向家里要一分钱，要做一个有钱人。从打一开始，刘强东就频繁地参加各种兼职，一有时间还学习编程。多年以后，编程的马化腾投资了编程的刘强东，两人结盟对抗搞翻译的老师马云。

喧嚣的1992年，空气里都弥漫着金钱的味道。曾给朱镕基当了五年警卫的李明山，在1992年调任申银证券副总裁，跟阚志东搭档。在赴任之前，朱镕基告诫李明山：“不要发不义之财。”邓小平的南巡给中国一个新的希望，无论是人还是机构，一旦迷失在不义之财上，将看不到希望，只要在正确的轨道上奋斗，一定前程远大。美国《福布斯》都非常肯定地写道：“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而像中国总有一天会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这样确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美国《财富》杂志高级编辑路易斯·克拉拉在《没有疆界的崭新中国》一文中预言：随着香港、台湾和滚滚向前的南中国之间的经济界限越来越模糊，大中华区将是一股非常有潜力的经济力量，亚洲唯一有可能抗衡日本的力量。

故事还没完，二掌柜说要写到2018年呢！大家多点好看，小编去催二掌柜快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