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话〕明朝官话接近什么方言?

一、古代汉字读音如何流传？

古代汉字常用三种注音方法。

1 按照韵法分类。如十五韵，这样大致每个字的韵母读音和什么字相同就知道了。这是读书人的基本功，科举考试必考“试帖诗”，就是要作一首诗，会做诗就必须懂韵法。

2 直音：用用常用的同音字来注音，如早期一些字书会出现“某音同某”这样的说法，前者是别人不熟悉的生僻字，后者是大家都知道的常用字。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有这种标注法。如“芨，读若急”。还有直音加注声调的方法，如“退”注“推去声”。这样虽避免了生僻字，但要改变声调才能读出应读的音。

3 反切：反切据说是随佛教进入中国的。具体说“反切”就是用两个常用字标注一个生僻字，即某字后面加上“某某切”，前注声母、后注韵母，读快点字音自然就出来了。如“指”字，就是张乙切，张代表声母（zh），乙代表韵母和声调（ǐ），最后拼合成指（zhǐ），如壶可以注成红布切。

现在字典后面除了汉语拼音外的另一种注音方法，叫做“注音符号”，那是清末民初章太炎模仿日本“假名”（用汉字边旁表音）而创造出来的一套注音方法，即用符号标注汉字读音。在北洋政府时期被教育部颁布为标准注音方法，现在台湾依然使用注音符号。这不是中华古代注音法，是近代才刚刚出现的。注音符号（神：ㄕㄣˊ）是1912年制定，1918年发布，只比汉语拼音的1958年早了40年。

二、什么是官话？

其实中国各个时代都有“普通话”存在，也就是“官话”。一般是以首都附近的口音为准，一般未受教育的老百姓讲的是各地方言，但读书人出来做官游历，互相交际，当然需要一种共通的语言工具啦。

想做官？先学好官话再说！至少皇帝接见你时，你要能应对自如吧?

但各朝各代的官话是不一样的。

明朝用的南京官话（不是现在的南京话）我们听起来还能懂，更早的元朝官话是“元大都话”大概是种蒙古化的汉语。而元朝以前，从周代到汉代是一波（洛阳雅言），从隋朝到宋朝又是一波（洛阳南京综合音系）。

总的来说，历史上三次外族大规模入侵变动，（五胡乱华，蒙元，八旗入侵）都带来了官话的巨大变化。

根据历史记载，孔夫子在各国到处游历，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

因为当时有官话叫 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是以周王室直属领地的口音为标准。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三、汉语拼音由来

在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种道路上，最终都会从表意向表音不断演化。

各国文字有着不同的书写系统。一旦要和使用不同文字的人群接触，那么出于进行商贸、文化交流乃至学习对方语言的考虑，把本国文字以另一种文字的形态转写就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多数主要拼音文字来说，字母之间都有相对明确的对应转化关系，设计一套转写方案相对容易。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和希腊人交流频繁，就产生了一套标准化的以拉丁字母书写希腊语词汇的方法，两种文字的转化几乎完全自动化，如希腊字母
Γ、Δ、Η、Θ、Ξ、Ψ 在拉丁文中就分别转为 G、D、E、TH、X、PS。

但是汉字并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在文字上和一种拼音字母建立对应关系并不现实。

直到近代之前，中国人自己鲜少有使用拼音的需求——历史上用拼音文字表示汉语并不常见。一般只出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游离于主流汉文化外时，如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当地汉人一度有用藏文字母拼写汉语的，部分西北地区的回族人在内部通信时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汉语，即所谓“小儿经”。

因此，早期汉语拼音的设计者和使用者都主要是外国人。

至迟在汉朝，中国就开始和文字不同的异民族交往。这些异民族将汉语的发音用自己的文字记录，形成拼音的雏形。如往来中国的粟特胡商将“店”拼为 tym，前来广州的天方商人则把广州拼作khanfu（广府）。

但是这些早期拼音非常零散，并不系统，只是对需要的人名地名或汉语借词进行转写，并没有对汉语进行整体的拼音化。

汉语拼音化真正走上正轨，还是从明朝开始陆续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功劳。

为了向中国人传教，西方传教士热衷学习汉语。但汉语可能尚算容易，汉字则学习门槛极高。于是西方传教士想出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并编纂字典以便学习的方法。

最早对汉语进行系统性的拼音化的传教士为利玛窦和罗明坚。他们在 1583 年至 1588 年编写了汉葡字典，并用上了他们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奠定了日后传教士汉语拼音的基础，但是自身却传播不广，乃至很快湮没无闻。

影响力较大的则是 1626
年由传教士金尼阁出版的《西儒耳目资》，反映明朝后期官话的读音。由于是传教士为西方人学习汉语方便所创，因此《西儒耳目资》拼音较为接近法语以及拉丁语的正字法，如“然”的声母用
j 表示，后鼻音韵尾则用 -m 表示（“双”拼写为 xoam）。

金尼阁之后，传教士纷纷设计自己的拼音。这些由传教士设计的拼音和金尼阁一样，主要为西方人学习方便而设。因此根据传教士自身来源，在华所在地等因素也有着不同的拼写。同样一个“庄”字，英国人写
chuang，法国人写 tchouang，荷兰人更是能写出 tschoeang 来。

不过这些拼音方案也有共同特征，如汉语的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用附加符号区别，即“波”/“颇”、“多”/“拖”、“戈”/“科”的声母分别写为
p/p’、t/t’、k/k’。在西方语言中一般用来表示浊音的 b、d 等字母因汉语官话中没有严格对应的音则往往弃之不用。

大量在非官话地区的传教士也设计出种种方言拼音。特别在闽语区，传教士设计的福州话平话字和闽南白话字流行甚广，并被用作在当地办学的教学工具。闽语和其他汉语相差较大，写不出字的词很多，用汉字书写口语困难，不少当地民众甚至这些拼音当作了主要的书面交流工具。直到
50 年代林巧稚大夫在进行对台广播时仍然使用传教士创制的闽南白话字撰写讲稿。

但是这些拼音的流传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传于一时一地，难堪大用。真正有全国性影响的拼音方案，还要到 19 世纪末才问世。

1892
年，英国人翟理斯修订完善了威妥玛于 1859 年设计的拼音，形成了“威妥玛拼音”。威妥玛拼音和现代汉语拼音在不少地方已经相当类似。如用 ao
表示“奥”，ch’ 表示“产”的声母。与之前的诸多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玛拼音系统简洁统一，表音方便准确，很快成为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汉语拼音。

虽然威妥玛拼音是现行汉语拼音出现前最普遍的拼音。但是，如果按照威妥玛拼写，北京是Beiching，厦门是 Hsiamên，清华则应该是 Ch’inghua，并非这些学校现在常用的名称。

那么 Peking、Tsinghua、Amoy 的拼写又是怎么来的呢？

1906 年，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要求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以方便通信。在此之前，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已经要求各地邮政主管确定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赫德希望各地能用地方音拼写，但各地邮政局长则往往用已经通行的威妥玛拼音交差。

当时中国邮政系统高层由法国人控制。威妥玛拼音英文色彩浓厚，法国人并不乐见，因此在
1906 年的会议上，最终确定了一个混合系统的拼音方案。这个拼音方案引入了大量北京话中已经消失、但是在老官话中还存在的发音区别。如分尖团（青岛
Tsingtao，重庆 Chungking），保留入声（无锡 Wusih，广西
Kwangsi）。对闽粤地区的地名，则依照赫德的指示，往往用当地方言拼写，如佛山 Fatshan、肇庆 Shiuhing、厦门
Amoy（今天的厦门话门读 mng，但是早期厦门话更偏漳州，门读 mui，故拼为 moy）。这套拼音方案即所谓邮政式拼音。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是厦门大学的英文名为什么那么奇特。正是因为他们都采用了邮政式拼写。其中 Tsinghua 为老官话拼写的“清华”，Amoy 为闽南语的“厦门”。

而 Peking 则最为特殊，它并非老官话中北京的读音，也不是方言音，而是北京的外语惯用名——依照邮政式拼音的规则，对有惯用名的城市，邮政式拼写继续沿用已有的外语惯用名。

1957

年，新的汉语拼音方案出炉，拼音的目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其目标为最终取代汉语，后因不现实，改为帮助识字，推广普通话。因此，汉语拼音主要是为本国人服务。其拼写法是否符合外语习惯并不重要，系统的简约和高效成为更大的考量。新的汉语拼音用上了全部
26 个字母，至于 Fuxing、Xing、Quan 老外会怎么读本就不在考量范围之内。

虽然汉语拼音主要是对内的，但它也被赋予了获得汉语拉丁化转写垄断地位的光荣使命——1978
年开始，中国出版的外文出版物涉及中国专有名词转写时均需使用汉语拼音，1982
年，汉语拼音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可为汉语拉丁转写的标准。在中国坚决要求下，所有汉语专名的拉丁转写都应该以汉语拼音为标准。诸如
Peking、Canton 这样的惯用名渐渐为 Beijing、Guangzhou 所取代。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