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光钱之光任命华润公司董事长大家都喜欢叫他什么…

编者按：2020年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原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同志诞辰120周年。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建立后，钱之光同志在领导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以远见卓识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率领纺织工业广大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开辟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值此之际，《中国纺织报》特开展“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纪念钱之光诞辰120周年”系列报道，缅怀他对新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所做出的丰功伟绩。从今天开始，我们节选《钱之光传》的部分内容进行连载，回顾钱老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人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那段历史。

序 曲

1955年初。中南海瀛台。纺织工业部在这里办了一个供中央领导观看的别开生面的小型展览会。

钱之光的这一特殊举措，源于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在此前一个月，由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亲自给纺织工业部电话通知的。

钱之光遵照这一指示，马上抓紧行动，找来曾在延安办过毛纺厂，新中国成立后在纺织工业部业务司当了几年副司长，既懂生产又熟悉经营的李正光，共同研究如何办好这个特别的小型纺织展览，并很快做出决定：分“原料”“纺织生产流程”“纺织机械重要部件”和“产品”四大部分展出。“生产流程”部分，因大型全套新设备展出不便，就选出主要工序有代表性的单机台展出，如梳棉机、细纱机、织布机等。这样既便于安装，又可现场操作表演。方案确定后，由于抓得紧，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便在中南海瀛台办起了这个展览会。李正光在现场主持，还安排了操作员和讲解员。

毛泽东主席看了将近三个小时。看完后对钱之光说：“你们搞的不错，很有收获。”

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参观时，也随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朱德称赞纺织系统自力更生搞工业建设。他对钱之光说：“你们自己搞设备，开了一个好例子。”
刘少奇对钱之光说：“依赖别人是靠不住的。但重要的关键部件和有的原材料国内不能供应的，可以进口一点。”

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看到纺织品种类很多，棉、毛、麻、丝，琳琅满目，都说我们的纺织品质量和品种花色都不错。对于纺织品出口换汇情况，更为关注。当时纺织品出口创汇一般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20%~25%，是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

中央对纺织工业如此关心，激励着钱之光领导全国纺织职工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祖国建成了衣被天下的纺织大国；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纺织人立志建设纺织强国。

钱之光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钱之光在其贯穿大革命、十年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20多年革命生涯中，不仅以其英勇、机智、干练和忠诚、清廉，还以其卓越的理财能力和经贸工作领导能力，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好评。在革命胜利在望的前夜，钱之光圆满完成在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和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重大使命后，1949年春夏之交时回到北平不久，即由中央直接安排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陈云直接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开国前后一系列最紧迫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并由此开始了管理现代工业的新征程。

决定上海纱厂不搬家

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经济，借以供给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决定进城后财经工作大政方针的同时，决定建立中财委，并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6月4日，周恩来在北平饭店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财委，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导。

经过紧张的筹备，中财委组建完成。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成立会议，宣布中财委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中财委本身有六局一处：计划局、人事局、技术局、私营企业事务局、合作事业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局和秘书处。下属13个处、行、署、部、会：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中央铁道部、中央交通处、中央燃料处、中央金属处、中央纺织业处、中央工业处、中央农业处、中央林业处和中央水利委员会。

当时，上海和全国经济情况都非常困难。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是一堆烂摊子，国库空虚，生产停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中国尚未建立，百万大军正向全国新解放区推进，军需民用供应极为紧张，还要修复铁路，维持工农业生产，而税收有限，财政入不敷出，靠发行货币支持，物价随之上涨。如何解救上海当时的危急，如何克服全国财政经济困难，是摆在中财委面前十分紧迫的重大问题。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的同时，陈云已开始考虑并处理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问题。如城市生产的恢复，特别是纺织厂的开工及解决作为原料的棉花问题，金融物价问题，交通运输的恢复与发展问题，等等。上海解放前夕，陈云就已提出，要充分认识到上海解放后“维持上海纺织开工之重要性。”他说：“估计到三个月内购买3万吨左右的棉花，将有四五百亿元的发行，因此可以助长物价若干波动的，但上海纺织之开工与一时苏鄂物价之波动相较，前者利大弊小。同时估计到购棉款散于两省的许多县，并非集中一地。又估计到有了棉花，即可以纱布在市面回笼。总之利多害少。”当时，上海的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74%，上海的纺织厂纱锭229万占全国的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纺织厂的纱锭如果停转，不仅将影响上海的经济，而且会严重影响全国经济。以增发人民币收购棉花来保证上海纱锭运转，这是陈云根据面对的复杂局面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决策。5月21日，陈云应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之约到自己住所谈了几个小时，听取他们对经济工作的意见。他们提出：“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应尽快着手。”陈云就请章乃器代他起草给香港钱之光的电报稿，加以落实。

上海解放后不久，银元投机猖獗，占领着市场，人民币挤不进去。后来，武汉也发生同样情况。上海市军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银元之战”，并采取断然措施，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取得了胜利，为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开端。上海市场物价平静了10多天。由于货币流量猛增、海口遭封锁，投机家由银元转向“二白一黑”（大米、纱布和煤炭），物价又开始波动。上海等地人民普遍担心经济进一步恶化，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7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致电中央，提议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陈云赞成，并提出在上海召开，请东北、西北也派人参加。为什么要在上海开？陈云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于是，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

中共中央华东局请陈云提前几天到上海为会议作准备。7月19日，陈云带领宋劭文、钱之光、曹菊如、章乃器、千家驹和秘书周太和等乘火车从北平去上海。抵达上海后，连续四天一边听汇报、调查研究，一边为会议作准备。初步摸清了上海和各大区财政收支，粮食、棉花积存，黄金银元外钞库存，货币发行和流通等情况以及物价上涨趋势，并与几个大区的财经负责同志交换意见。陈云据此认为：解决全国的困难，必须从上海突破。于是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集中优势力量，先解决上海问题。这一提议，得到各大区财经负责人的赞同，为开好会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27日，财经会议正式开始，分综合、金融、贸易、财政四个小组进行讨论。8月8日，陈云综合四个小组初步讨论的意见，在大会上讲话，提出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初步看法。

由于敌机轰炸，一日数惊，出海港口又被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封锁，使进出口中断，生产困难，因此，上海曾向中央提出进行疏散的意见。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后，提出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并请上海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个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陈云也曾打算从上海迁移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因此，陈云在8月8日的讲话中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经与会同志深入讨论，反复比较，8月15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陈云作了总结，其中就上述问题作了结论：

二、纱厂生产问题。上海纱厂搬不搬，这个问题应该决定下来。如果工厂搬家，那里需要有厂房、动力以及辅助工业等。搬了，这里工人失了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现在维持生产虽有困难，但尚有维持的条件。可以设想，把现有纱锭数打八五折（这是正常状况），然后再打个八折，即每周开工五天五夜。究竟能维持到什么程度，今天还不能定，要等棉花下来后再说。假使纱布卖不出去怎么办？准备两手：第一，赔本出售，有意识地组织出口，目的是为了换回东西；第二，假使美帝国主义封锁，不能出口，就多发些票子把纱布囤积起来。这两条路走不通，才考虑停工问题。当然，还可以看看有无别的出路。现在心要定下来，就按这个方针布置工作。

三、收购土产及资金问题。……组织统一的花纱布公司，由中财委直接领导。华东有纱厂，最好是以纱布去换棉花。华东的同志说，如不由中央统一管理，华东以纱布或钞票不一定能换来棉花，有的工厂也可能将纱布囤积起来不卖。他们要求把纱布交中央统一掌握，由中央统一供应棉花。这就需要设立一个由中财委直接领导的花纱布公司。有了这样一个公司，还可以保证顺利实现钞票回笼。

……

十、保证上海的供应问题。……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华北、华东、华中都要保证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

……

十二、召开各系统的专门会议。这次上海会议后，要召开一些专门会议：……贸易会议，讨论棉花收购问题；物价会议，讨论价格政策，最重要的是工农业产品比价。工农业产品比价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过去在东北，我们有过教训。如前年规定12斤粮等于1斤棉花，结果农民都不种棉花了。去年改为13斤粮等于1斤棉花，还规定了种棉花免缴公粮，农民便积极种棉花。这说明，价格政策很重要，必须注意研究掌握。

上海财经会议结束后，陈云仍留在上海继续探讨如何落实会议各项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云在上海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其中有上海产业界代表座谈会，上海纺织业代表座谈会。与会人员对共产党采取的克服暂时困难的各种措施表示拥护。

陈云回到北平后，9月2日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了上海财经会议情况。9月3日，毛泽东致信华东局说：“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

中央财经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第二排左四为钱之光（穿浅色中山装）。

上海财经会议的召开，为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份，中财委把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花纱布、粮食、土产等11个专业公司。当时出任花纱布公司副经理的祝华（曾是钱之光在大连创办的“中华贸易总公司”和香港华润公司的业务骨干），就是由钱之光提名推荐的。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任命陈云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

10月2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九爷府”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有31人，列席者有18人。钱之光出席、张琴秋列席了这次成立大会。

主持第一次全国棉花会议

1949年8月上海财经会议确定，在会后要召开各系统的专门会议，落实上海财经会议决定的方针及克服困难的办法。

钱之光随同陈云在上海参加财经会议后，回到北平不久，中财委就授权他主持召开棉花会议。

这次棉花会议是在中财委所在地——北平朝阳门内“九爷府”第一进西廊会议室召开的。会议从9月22日开到9月29日。参加会议的有上海中纺公司副总经理吴味经（纺织纤维专家，号称“棉花大王”）以及河北、江苏、河南和解放不久的湖北荆州地区的代表共30多人，绝大部分是历久从事棉花工作的人。会议工作人员有俞鲤庭、蔡承祖、王华生等。

这次棉花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根据上海财经会议的决定，就本年度原棉收购与供应问题，原棉加工检验分级问题，扩大明年棉田改良品种问题，以及成品调剂促进城乡交流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从回顾我国棉花的发展历程、棉花的现状谈起。中国自元、明、清以来，以至民国时期，各朝各代都很重视棉花种植。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机器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更是把棉花种植放在仅次于粮食作物的重要位置。1936年全国棉田5357万亩，棉花总产量1700万担（85万吨）。同年，全国纱厂（不包括土纺土织和絮棉）使用国产棉1081.4万担（54万吨）；就当时总规模为510万纺锭的机器棉纺织业而言，原料基本能自给。但其后由于长期战乱，加以棉种退化、植棉技术停滞不前，生产严重萎缩，1949年全国棉花总产量889万担（44.45万吨），仅为同年美国棉花总产量的1/8左右。1949年在全国各地纱厂开工率很低的情况下，原棉自给率已锐减至40%以下。1949年夏秋，上海、天津、青岛等主要纺织工业基地的纱厂，几乎主要靠库存外棉维持生产。再加以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恢复、发展棉花生产更成了当时中国最紧迫的经济问题之一，会议就此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和有益意见。

在钱之光主持下，加以归纳综合，形成了共识。9月30日钱之光作了会议总结：

纺织工业在全国轻工业中占最大的比重，过去一部分的原棉依赖帝国主义国家供给，本国棉产未能适应需要迅速发展。目前主要产棉区及各纺织工业中心已经解放，为了改变纺织工业的殖民地性，维持和恢复纺织生产，以促进人民经济的发展，并为维持和相当改善广大纺织职工的生活，因此本年度原棉供应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单纯的采购问题，而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

中央财经委员会此次召开棉花会议，系根据上述认识，并根据本年8月上海会议的决定，进一步研究本年度原棉收购与供应问题，原棉加工检验分级问题，扩大明年棉田改良品种问题，以及成品调剂促进城乡交流等问题。经过与会代表七八天的深入讨论，确定了各产棉地区要大力加强收购和调运棉花，支援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的纺织生产，以保持社会稳定，同时，就迅速恢复和发展棉花生产，提出4条建议：

一、扩大棉田种植面积，1950年扩大到约5400万亩，大体上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以适应现有棉纺织厂生产的需要。

二、适当调整粮棉比价，暂定为八比一，即以标准级（长度7/8英寸，品级中级）每斤皮棉折合小米八斤，以照顾棉农利益，奖励棉农的生产积极性。

三、抓紧改良棉种。选择美国培育成功的斯字棉、岱字棉等优良品种，作为棉种改良的方向。并决定将这项重要任务交棉花专家吴味经主办。并请吴味经设法将解放前滞留在香港的斯字棉、岱字棉棉种追回，迅速分发各产棉省用于棉种改良。

四、尽快建立棉花检验机构，开展棉花检验工作。

会后，钱之光将会议情况和一致通过的4条建议，写成会议纪要报中财委批。这项工作本来就是陈云亲自交代钱之光办的，而且《纪要》中提的四条建议是如此务实、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很快就作为中财委的决定在全国贯彻执行。这不仅对建国初期恢复、发展棉花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中国植棉业其后的大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半个世纪后，当年参加这次会议工作的俞鲤庭，在撰文纪念钱老百年诞辰时写下了如下一段话：“会议虽然是以中财委名义召开的，但短短几天，在钱之光同志主持下，汇集专家们的多种意见，加以归纳综合，形成统一意志，开创了棉种改良、种棉数量、粮棉比价，以至建立棉花检验（机构）等（新局面），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全国棉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在这个光辉日子里，钱之光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棉花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也在中财委的关心下，在天安门御河桥边参加观礼。

“纱布之战”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采取断然措施，在同旧经济势力“银元之战”的交锋中取得了胜利，上海市场物价平静了十多天。投机家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物价又开始波动。上海等地人民普遍担心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各地财经工作人员也感到形势严重，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上海财经会议期间，为应对投机资本的挑战，抑制物价波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其中如：上海纱厂不搬家，要全力维持生产；以增发人民币收购棉花来保证上海纱锭运转；组织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对纺织厂统一供应棉花，统一收购纱布产品；恢复和发展交通，让煤、粮、棉等物资能运进上海，上海的工业品能运出去，……使国家能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成为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会后两个月内各地物价相对平稳。

1949年10月15日，物价涨风再起。上海、武汉由纱布带头，天津由粮食带头。对此，中财委于11月1日、5日接连召开两次委员会议，陈云同与会者一起分析物价猛涨的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并且慎重地选择采取制止物价上涨措施的时机。11月13日，中财委向各地下达了经周恩来、毛泽东签发的12条指令，其中：

第三条，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

第四条，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

第五条，财政部须自11月16日至30日于德石铁路以北及平原省（旧省名）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所需的粮食销售。

第六条，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地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

第十一条，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售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主要城市一齐抛售。

此时，身为中财委委员、10月19日刚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的钱之光，受中财委指派，先后到上海、汉口适当调度两地库存纱布，以落实中财委的决定。他在上海摸清纱布生产、库存和市场情况后，将上海部分库存纱布调往汉口，并亲自押车。当纱布运抵汉口后，中共中央华中局财委刘一清、曾传六等看到仓库内堆满了纱布都十分高兴。这批纱布保证了武汉市场在11月底、12月初实现全国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从而稳定了物价。钱之光把这批纱布交给中共中央华中局财委后，返回北京，继续进行纺织工业部的组建工作。

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即在全国打响。陈云运筹帷幄，沉着地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于11月25日大量抛售粮食、纱布，取得稳定物价的成功，不仅稳定了民心，而且给私人工商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对中财委组织的这次以上海为重点、涉及全国的经济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当时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并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1993年7月，钱之光夫妇到陈云寓所看望。

从隶属中央军委的中财委的筹建并开始办公，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成立，前后历时半年，这是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半年。中财委在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努力制止连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础，把国民经济引上了逐步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钱之光亲历、见证、参加了全部过程，在第一线做了许多工作，默默奉献了全部精力；从瑞金时期就已相知的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由此进一步成为莫逆之交。

《钱之光传》编写组

吴鹤松 陈义方 张国和

薛庆时 王 烈 王福葱

（本文节选自《钱之光传》第十四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