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良]宋子良子女…

宋美龄因为狂放的性格，惹恼了上海滩青帮大佬

有人曾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宋家三姐妹的特点：“一个爱财，一个爱国，一个爱权。”

刚当上总司令夫人的宋美龄急着行使自己新获得的权力，结果蜜月刚结束，她就因为触怒了青帮而给蒋介石惹来了麻烦。数年后，伊洛纳·拉尔夫·休斯从宋家顾问端纳口中了解了其中的详情：

上海的重要人物无一例外都要向青帮交保护费，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蒋介石一直都为自己交费。但在蜜月期间，美龄却开始做他的工作，她劝蒋介石说，他现在已经当上了总司令，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人物，根本就不需要交什么保护费。

她性格狂放，不受羁绊，也不太注重着装打扮。她的双眼一眨一眨，能够穿过外面的重重迷雾，抓住事物的本质。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这么多年来宋子文一直在默默替她交保护费，这一点她并不知情。

蒋介石听从了她的建议。等他要与新娘下山时，他俩选择了不辞而别，悄悄溜回了上海。那天蒋介石还有几个紧急会议需要去赴约，可能要晚点儿才能回家。

两个小时后，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轿车停在了西摩路上的宋家门口，车里坐着一位司机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是来接美龄到“她姐姐家”。

美龄坐上汽车离开了，但她没有到霭龄家去。几个小时之后，蒋介石返回家中，看到美龄不在，顿时急了。他感到事情不妙，赶紧拿起电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直接联系上美龄是不可能的，他拨通了子文的电话号码。没说几句，子文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挂了电话之后，子文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这个号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几秒钟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而又让人不寒而栗的人的声音——杜月笙。

杜月笙表示，也许宋先生能够费心过来一趟，妥善处理一下这次意外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他妹妹的安全办理一些例行的手续。

宋子文匆匆赶到杜月笙那栋戒备森严的别墅，办好了“手续”，然后开车去“照看”宋美龄的那栋房子里接上美龄，送到了蒋介石身边。这件事传递出来的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杜月笙猛扯了一下缠在蒋介石脖子上的那根皮带。

宋美龄并没有意识到她在嫁给蒋介石的同时，也嫁入了蒋介石的“家庭”。这件事宋霭龄知道，孔祥熙知道，宋庆龄知道，宋子文也知道。但直到自己被绑架之后，宋美龄才明白过来一件事：杜月笙现在已经成了她的教父。

宋子文为他得罪了很多人，最终还是被他踢出了局

宋子文答应加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愿景。尽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相信自己能为中国的经济出一份力。之前为了出钱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独裁政权，国民党从上海的商人们手中敲诈勒索了数百万元，现在宋子文急着想拨乱反正，改变现状——他准备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合法的税收体制，为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想法，并且从理论上讲，作为财政部部长的他也有权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南京国民政府现已成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外表被宋氏家族的人涂得色彩斑斓，而在这匹马的肚子里，则藏着那些军阀、秘密警察和实际掌握中国大权的青帮大佬们。此事也算是宋子文在任期间的一项主要成就，从头到尾做得可谓天衣无缝，外国人大都被它的表象所迷惑，美国人受骗尤甚。

宋子文在游说方面的本事有时候也会伤害他声称所代表的那些人。有时候，因为他过于精明，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上海商界寻找盟友，公然反抗蒋介石，鼓励金融家们攻击南京国民政府，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到了年底，蒋介石把宋子文纳入了自己的亲信圈子。

关于日本的这次入侵，国际联盟只是不冷不热地回复说将进行“调查”，美国也拒绝出面帮助调停。然而，看到蒋介石竟然不可思议地拒绝武力对抗日本侵略者，而只是劝诫民众“保持克制”时，中国人民愤怒了。

上海的抗议者攻击在沪的日本商业机构，要求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的地位一落千丈。此时还有一个不好的流言，称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有一项“秘密交易”——也许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为了确保日本人支持蒋介石接管上海而达成了一项协议。

与宋子文商谈之后，蒋介石在关键时刻进行了抉择。1931年12月15日，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与宋美龄一起去了位于山中寺庙里的那个疗养胜地。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孙科当选为新的行政院院长，陈友仁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之后，也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回到了上海。离开南京之前，宋子文很有远见地（显然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财政部的文件档案全部带走了，并把国库也掏得一干二净。

大部分的省级政府也都听蒋介石一个人的，他们都不把收取的厘金和盐税上交给孙科政府。紧接着，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军事指挥官强烈要求孙科给他们发放军饷。此时的新政府虽然刚刚掌权，却已处于破产状态，并且毫无实权。此时宋子文公开预言说，孙科政府三个月内就会倒台，这给了它致命一击。

当大家都心急如焚的时候，蒋介石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了共产党身上。宋子文担心，把目光只盯在共产党身上会让蒋介石忽视日本可能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得到许多金融大亨和留洋归国的专业人士的赞同。1932年春，这些人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名为“废止内战大同盟”的组织。

到了1933年春，宋子文已经做好了出访美国的准备，卢斯也很快变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出版商。由他出面负责在美的公关工作和形象塑造，宋家、蒋家和孔家准备做一次轰动世界的出访。

宋子文施行的一些新的经济政策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福音，但也有一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就这样，宋子文在美国开始了戏剧性的“求爱”之旅。此后宋氏家族的成员将奔走在美国人的鞍前马后，在巴结奉承、小心侍候之外，还要充当他们的买办。宋家人将负责制定各种规则，帮美国人拎拎钱袋、记记账目，此外还要负责分辨哪些是他们的对手，哪些是来捣蛋的。美国人只需要负责给钱就行了。而美国人所能得到的，仅仅是一种自认为道德高尚的感觉而已。

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变戏法一般。1933年8月，在从华盛顿返回中国之前，宋子文与美国农业部成功谈妥了一笔价值5 000万美元的贷款，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交付中国。这些商品将刺激中国面粉行业的发展，而宋家恰巧是其中的主要投资商。

这一成功之举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但宋子文低估了与其敌对的日本企业对英国和美国金融家们的影响力。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宋子文提出成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但摩根家族、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金融中心机构慢慢地不再理会他的这个计划。美国金融界人士非常担心触怒好斗的日本人。

宋子文回国后，日本媒体加强了反对他的宣传攻势。日本外交官不断给蒋介石和孔祥熙传话，警告他们必须将宋子文从政府解职。

比这一切更令宋子文震惊的是，在他出国的这三个月中，蒋介石又在计划之外从上海的几家银行里挪用了6 000万元的资金。这个洞又需要宋子文来给他补了。

1933年10月25日，为了偿还这笔钱，宋子文与蒋介石商量再发行一批紧急债券，随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宋子文便递交了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辞呈。

会见媒体的时候，宋子文对关于他得了“远东病”一事自嘲了一番。私下里，他自己也承认：“当财政部部长跟做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区别。”

宋子文拥有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大量的股票

193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和杜月笙当选银行董事。在这次接管之后交通银行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宋子良又上了董事会的名单。此外，宋子文和宋子良在中央银行的董事会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继3月的行动之后，6月又有三家重要的上海商业银行被巧妙地接管。几乎在突然之间，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这三家银行发现自己的信誉已经“垮台”，他们已经无力兑付现金。政府强迫这几家银行的经理辞职。这三家银行都被置于孔祥熙掌管的实业银行（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宋子良、宋子安和宋子文）的监管之下。杜月笙则当选为通商银行董事会的新主席。

南京国民政府还取得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控制权，宋子文被提名进入该银行董事会。据传“遇到资金困难”的广东银行也得到宋子文“出手相助”，待到该银行再次对外开放时，宋子文变成了其董事会主席，宋子安担任总经理，宋子良则担任中国农工银行的新任总经理。随着广东省的各家银行落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宋子良被人提名为广东省银行和广州市银行的总经理。随着一家又一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公司落入到这个家族手中，这份名单也越来越长了。

宋子文的两个弟弟占据的肥缺绝不止这些。年龄最小的宋子安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28年获得学士学位。除了银行里的职务之外，他还掌管着食盐专卖局，他手下的三万盐务警察由宋子文的妻子张乐怡的弟弟负责。范德堡大学毕业的宋子良在孔祥熙的实业银行担任总经理。同时宋子良还担任黄浦港务局局长，管理青帮把持的上海港。码头附近的一切事务都归杜月笙的手下顾竹轩负责。在中国沿海地区，即便是最丧心病狂的暴徒听到他的名字也会感到心惊肉跳。蒋委员长手下有一位名叫顾祝同的干将，后来曾担任过参谋总长，因“皖南事变”而为中国人所不齿，顾竹轩正是此人的哥哥，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提起此事的人就更少了。

宋子文似乎对自己担任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一职非常满意，现在他的手中掌管着股票、债券和国际贷款等大权，这一切慢慢变成了他新的专业特长。他可谓是如鱼得水，为中国工商业引来了数百万美元的硬通货投资，并小心翼翼地扩大自己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热门股票上的投资。据说，除了其他公司的股票之外，他个人还拥有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大量的股票。现在的宋子文很明智地避开各种政治活动，只在幕后操纵事情的发展。在公开场合，他支持孔祥熙的各种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他快速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但他与蒋介石及宋氏家族另一支派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止过。

《宋氏家族》

著者：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价：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