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绳祖—龙绳祖寝楼…

蒋介石和龙云的矛盾由来已久。抗战伊始，双方都以大局为重，摈弃前嫌。上海、南京、武汉沦陷，政府军队、工厂学校和难民纷纷逃往云南，但同时也加深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矛盾。 龙云规定中央部队和宪兵不得在昆明市区和近郊驻防和执勤，后者却借口搜查鸦片阻截滇西逃难人群中的云南地方官员和家眷，并和前来营救的云南部队开枪对峙；绥署骑兵大队长魏述祥与油库监守人员里应外合偷盗汽油，在羊方凹和机场航特旅5团警卫部队发生枪战，弄得在安宁温泉的蒋介石误以为是“第二次西安事变”，慌忙上飞机离开昆明；香港沦陷时，孔祥熙用飞机运狗和便桶而抛弃学者专家，昆明西南联大等校学生要游行示威，蒋梦麟、梅贻琦等反对，而龙云则大力支持，并派出警察保护，局长领队游行。

种种矛盾促使蒋介石下决心除掉龙云。1945年10月13日，日本人在投降书上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乘滇军到越南接收日军投降之际，命令嫡系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逼迫龙云下台，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当时美国报纸也报道了昆明的军事政变，说这是中国“内战的第一枪”。

龙云被软禁

龙云下台后，对蒋恨之入骨，思想上更加倾向民主和接近共产党。他秘密从事了一系列反蒋活动，甚至策动滇军在东北的起义。蒋介石心知肚明，对龙云的软禁更加严密。

1948年秋天，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的政府官员开始分批逃往台湾。龙云坐卧不安，生怕被弄到台湾成为张学良第二。这个时候，龙云想起了他的老朋友———美国人陈纳德。 抗战时期，陈纳德的飞虎队长期驻扎昆明，云南地方政府和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陈纳德和龙云也建立了深厚的私交。由于和史迪威将军不和，陈纳德在抗战胜利前夕被解职。深表同情的龙云不仅宣布昆明通往机场的公路为“陈纳德路”，还一再要他回国述职后马上回来，与龙云合作开办民航公司。

不久陈纳德如约回到中国，龙云却已被软禁。陈纳德失去龙云支持后一度很失望，最后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开办了“民航公司（CAT）”。龙云希望陈纳德能看在老朋友的情面上，帮助他逃出虎穴。

首次密谋

龙云首先委托他的大总管、秘书刘宗岳，和与陈纳德私交不错的缪云台接触。

三天后，陈纳德回到上海。刘宗岳马上到位于九江路的公司大厦六楼办公室找到了他。刘把龙云现在的处境和想法告诉了陈纳德。陈纳德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威胁性。这不仅决定着龙云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陈纳德的命运。一旦事情败露，得罪了蒋介石，陈纳德在中国的事业有可能毁于一旦。

初步协商的结果是，龙云、刘、朱一行三人搭乘陈纳德民航公司每隔一天从上海到广州的航班。陈纳德提出从南京到上海这段路，由龙云自己想办法过来。刘、朱马上回到南京向龙云禀报，龙云非常高兴。但是认为从南京到上海还是要请陈纳德帮助，因为，无论铁路、公路和船运，特务看守都非常严密。

成功出逃

刘、朱即刻回到上海向陈纳德转告了龙云的意见。12月1日，陈纳德从广州带回来一套完整严密的营救方案：

陈纳德让美国人罗伯特·魏（RobertWay）以视察各地航空站的名义，在约定的日期乘坐一架专机从上海来到南京机场，然后由罗伯特·魏亲自驾驶民航公司的小车到市区去接龙云。民航公司的车有特别牌照，南京机场不检查。接到后飞机立刻起飞，直飞上海，加油后当天飞广州。无论是从南京到上海，还是上海到广州，飞机上都不搭乘任何乘客。陈纳德本人在上海机场接待，广州也安排一个人在机场接。时间定在下个星期，也就是12月8日开始行动。

回到南京后，望眼欲穿的龙云大为高兴。龙云的出逃计划是到了广州后马上再到不受蒋介石控制的香港，但是到香港并没有和陈纳德说。另外他马上要亲信严永祥到广州和另外一个云南人孙毓亮接应，同时购买当天广州到香港的火车、轮船和飞机票各5张。

当时龙公馆有20多人，除了二儿子龙绳祖外，其他人员一无所知。龙云预先写好两封信交给儿子，告诫一定要在到达香港后再送出。

就这样，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龙云按计划顺利出逃。

两封信

前面提到的两封信，一封交吴鼎昌转蒋介石，骂蒋介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一封是通知战略顾问委员会各委员的。蒋介石看到龙云的信时，很是震惊，立即找何应钦、张群、吴鼎昌商议处理办法，决定由中央社发表消息说：“准龙云在香港休假三个月。”蒋介石又突然发布全国戒严令，上海特务四出侦察，认为龙云还在京沪一带。一些刊物还报道：“蒋总统大为震怒，被派监视龙氏的人员全部被拘，追究失职之罪。”

龙云在香港期间，蒋介石曾经派遣特务刺杀龙云未遂。龙云和中共西南局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常常发表反对蒋介石内战的文章，还积极派人回云南发动滇军反蒋起义，欢迎解放军进驻云南。最后终于促成了卢汉的起义。

1950年1月18日，龙云携夫人顾映秋及随员十多人到达北京，担任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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