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 周黎安知乎…

初见周黎安教授，是一个周末，他在办公室读书。看到我们，他放下厚厚的书和我们打招呼，笑容温暖，眼神明亮。交流中，感受到他的思维敏捷，健谈风趣，人文底蕴丰厚。周老师回答问题几乎是不假思索，好像答案就在那里。他语速很快，却毫不影响逻辑严缜，每一个问题，他都能铺展开来，从各个层面正反阐释，偶尔有一句，会自带高光，令人印象深刻，久久回味。

文丨2016级社会公益班 高卉

本文刊登于2016年北大光华MBA年刊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的课堂才会如此受到同学的欢迎。自1991年毕业至今，周黎安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投身教育事业之初，他就于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两年获得了北大教学奖。他的课程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一直以来，在光华管理学院中都享有很高的美誉度。他从不点名，课堂却总是爆满，经常吸引外班同学来旁听。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等，其中，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政治关联和大饥荒的长期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08年和2011年，他分别荣获“厉以宁科研奖”和“厉以宁教学奖”。2015年荣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教学和科研，如果想要精益求精，都要耗费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两件看似有些矛盾的事情，在周黎安这里，却达到了一种平衡。问及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把课堂变为研究现场，变成一个能够产生思想、创造思想的现场。”

《尚书》有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把教学变为研究现场，这句话说起来非常容易，但是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绝非一日之功。在与周老师短短一个小时的交流中，笔者感受到的，是他人格的纯粹、致知的坚持；是他对学生的平等看待，以及对知识的绝对尊重。而这些，都为他平衡教学和研究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1

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读”

周黎安在中学时，就非常喜欢读书，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借阅同龄人不太容易关注的书籍阅读，涵盖政治经济学、近现代史、哲学史等种类。由于长期阅读，他所关心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同龄人。在读书和思考中，他发现许多社会、历史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可以解释的。因此，在1984年高考中，他以江西省文科探花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

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改革开放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更加多元开放，各种新旧观念的冲突交锋，社会思想氛围非常活跃。1984，拜乔治·奥威尔所赐，成为隐喻的年份，在中国则是激荡年代的开始。相形之下，当时的大学课堂显得落后于时代，难以满足善于自学，善于发现问题，思考对策的同学。

当年的周黎安就是这样的同学，他回忆说：“外面的世界如此喧嚣激荡，单调的课堂根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大量的时间我用来阅读，这种阅读完全发自强烈的兴趣，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所以，阅读的范围不仅仅是专业，还涉及到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

大学四年，周黎安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持续读书，涉猎甚广。有时是出于纯粹的兴趣，有时受一些热点问题的影响，比如《走向未来》丛书，以及当时很热门的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心理学著作。周黎安回忆说：“当时的阅读好像是盲目的，但事后看，其实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读’，每一次不同的知识贮备都为现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每一种工具也都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的课题。”

确实如此，周黎安的研究领域虽然立足于经济学，但经常做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尝试。比如寻找历史切口探讨经济现象，或者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而这些研究，都得益于长期的阅读和思考习惯。菩萨修因，凡夫修果。抱有功利心的处心积虑，很多时候未必有用，反而是出于兴趣的无功利爱好，能够奠定人一生的立业之基。周黎安的人生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

周黎安说：“我一直做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从求学时期的阅读，到后来的研究和教学，这些事情的驱动力就只有兴趣，所以读书和思考对我而言，不是负担，而是生命的常态。这些兴趣促成的积累，也成了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02

MBA的课堂更侧重于“解惑”

周黎安24岁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教。如果说前期的积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那么，长期的教学实践，则带给他了一种全新的治学角度。

他回忆说：“在北大读书的几年，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如果说高考志愿的选择是出于懵懂的意愿，那么选择留校任教就是很笃定了。我无法想象离开校园的生活，校园就像兴趣的天然游乐场，可以让我自由的阅读和思考，而授业的课堂，也是对于研究很好的检验场所。现在有人说，教学和研究会有冲突的地方，其实想要处理这一冲突很简单，那就是把课堂变为研究的现场。”

《礼记·学记》中有段著名的讨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通过学习知道不足，通过教学知道困惑。知道不足，才能反过来要求自己；知道困惑，才能够自强。所以说：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的，教别人，也能增长自己的学问。周黎安所说的“把课堂变为研究的现场”，正是对这一古老格言的当代诠释。

在周黎安看来，课堂是对既往研究成果最好的检验场所，更是最能激发全新研究灵感的地方，尤其是在MBA和EMBA的课堂上。如果说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主要还集中在“传道授业”的阶段，那么对于MBA和EMBA的同学来说，则更侧重于“解惑”。这些同学都来自于经济社会第一线，有着最鲜活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乐于思索，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他们来求学，往往带着工作中的困惑，实践中的问题，这就恰恰与学术研究形成了一种很有张力的互动关系，两者之间能够彼此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

周黎安说：“对老师来讲，传授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说仅仅把自己局限在讲授书本知识的话，从个人来讲，意味着重复和浪费。如何让课堂的产生更大的价值，就需要尽可能的把研究带到课堂上去。跟学生在反复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火花，同时，更把自己当作课堂上最大的听众，和最严苛的批评者，每一次讲授，都反复经受自己最严苛的批评检验，这个过程其实经常会产生很多研究的想法。在过去这些年的教学当中，我一直是按照这个思想来贯彻讲课设计，课堂互动，把课堂变成一个能够产生思想，创造思想的现场。”

03

学生给了我一道闪电

在周黎安看来，处于研究中的知识，总是某种抽象的理想状态，而理想状态比较容易被理解。把理想状态照搬在课堂上，这种教学很简单，就是知识的介绍，对于自学能力很强的人来说，这种照搬其实不需要教师作为媒介，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完成。这一点，周黎安深有体会。所以，当他成为老师以后，就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授，而是将自身所学融会贯通，将研究的成果和思维带入课堂，和学生真正互动起来。

尤其是MBA的课堂，同学们都怀揣对现实世界强烈关照，这里汇聚了同学们在实践中的问题，也有学者在研究中的困惑，当困惑和问题相遇时，会擦出火花。周黎安提到在深圳班授课时，有一位同学上课时认真听讲做笔记，极少发言互动，但课间却冷不丁问了他一个问题，极富穿透力，点破了他正在面临的研究困惑。这个无意的问题，就像一道闪电划破暗夜，使得长期梗阻的思绪茅塞顿开。在周黎安看来，这种思想的对撞就潜伏在MBA的课堂上，一旦发生，就是授课中的高峰体验，双方都会有一种思想上的升华，会让人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光华的学生对于周黎安有一个评价，叫：“爱恨交织”。说到底，爱恨交织是更深的爱。周黎安对此回应道：“因为我的课程是有标准的，虽然我并不在签到和课堂纪律上做严苛的要求，但我的要求体现在考试和论文中。学生普遍评价，课是好听，但是考试很难。这就对了，如果只有爱，那就太简单了。一门课，让你体验到乐趣，是教师的技巧，但让你体验到难处，则是教师的责任。要悲喜交加，要爱恨交织，这才是大境界，才不容易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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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看完死不瞑目

周黎安除了教职，还是博士生导师，同时，他还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IEPR）副所长，同时兼顾教学、研究、行政等多重身份。当被问及如何做时间管理时，他说：“如果你做的事情，就是你想做的，其实也就不存在时间管理这个概念，因为你走路也在想它，吃饭也在想它，你所有碎片化的时间都在用来思考，不存在如何分配，而是在与各类杂务争抢属于思考的时间，这样所谓的时间管理，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配置过程了，根本没有什么挣扎，也没有空虚的时间。”

周黎安说，要检验对一件事情是否是真爱，就要假设，明天是世界末日，那么今天晚上你准备做什么。而对于他来说，今晚是要读完手头的一本好书：“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那么今晚也要读完这本书，否则会死不瞑目。”

如果爱，请深爱，如果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做不到深爱，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就会在煎熬中溜走。所以，周黎安一直强调，职业选择应当是一种快乐，职业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要靠痛苦的自律才能完成的职业目标，不做也罢。周黎安认为自己非常幸运，他投身的职业，正是钟爱的领域，教学与研究，都是难以割舍的挚爱，而这两者，则在MBA的课堂上，能够达成高度的统一。

对于北大和光华，周黎安说了四个字：“热土难离”。谈及光华于2015年开办的社会公益管理硕士（MSEM）项目，周黎安认为，公益行业放在商学院中背景中，更有意义。从商业的逻辑和角度，探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引领公益脱离飘渺的情怀，脚踏实地，这对于公益而言，意义更大。

从广义来讲，教育是最大的公益，周黎安老师对于教学的探索和投入，其实也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公益实践。这种实践始于热爱，源于坚持，在这片难离的热土上，周黎安将继续思考和实践，把一次次课堂变为难以复制的研究现场，成为学生求学生涯中难忘的记忆。

北大光华MBA《光荣与梦想》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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