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道格〕包道格 香港中文大学

不久前，美国和全世界向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告别。他的离世宣告了一段丰富多彩生命的谢幕，也标志着美中关系一个时代的终结。

老布什先生一直以来对中国充满兴趣，也倾注了心血。1973年，他受尼克松委派赴华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老布什及其家人最好的朋友、同事詹姆斯·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无一不郑重地拿出时间访问中国，接待中国朋友和到访者，帮助美国制定符合中国现实的对华政策。

这些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在其位，但现在身居高位的很多中国人非常了解他们，而这些熟悉他们的中国人期待在当前美国政府中找到类似的官员。不过，他们的努力似乎会无功而返。这不仅因为老一代“冷战政治家”不再身居高位，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以及一些半吊子的对华政策咨询人员，已经建立起一套更具批评性的对华政策观。

很难说清美国年轻一代中为何这么多人对中国的行为和体制持批评态度，为何对中国过去40年走过的路缺乏同情之心。但当我们本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美中建交40周年时，反思这种代际转换也恰逢其时。

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比40年前强大得多。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一个巨大的消费国以及日益重要的全球投资国，其对外部的兴趣有增无减，并且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光是这些新的现实，就足以引起那些能影响美国政策的人士的关注。

很多美国人认为，上一代的美国决策者下的赌注过大：随着中产阶层壮大和政治体制演进，中国将逐渐与西方民主国家“融合”。这种观点是否有说服力，存在不小争论。不过，没人能否定，中国近年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强化了党和国家的作用。

随着中国在国内外行为上的一些变化，美国一些观察人士越来越不太愿意接受，美中交往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注定发生的，也不是大战略框架中的一部分。政策辩论中充满怀疑，即使是一点点进展，也因怀疑而对风险的感知加大。比如，这句话或者那个举动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种认知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决策者日益不在乎自己言行对中国公众态度的影响。如果有人认为多样性在急剧下降、一致性在上升，那么主动区分政府行动与中国民众诉求，可能不具实效。这与美国在外交上区分各国政府及其人民的长期传统相悖。

可以看到，老一代美国的中国政策专家和实践者，对现代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际遇起伏抱有同情心。中国显然投桃报李：他们更喜欢美国生活方式、文化、教育和经济。如今，当代美国人敌意更深，也更加狐疑。这种感受可能会导致普通中国人不太善意地看待美国，结果将使得美中两国政府在限制教育和其他机会方面顾忌变少。

这是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吗？高风险的美中贸易和政策交锋正在继续，离开启更多关税和报复只有90天的期限，这可能意味着两国磋商会失败，并让两个重要国家之间的关系面临巨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一下为何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上述观点可能无法显著影响决策者下一步怎么走，但可作为给美国观察人士的建议，让他们注意到：改革的必要性在中国内部存在广泛共识;美国通过施压实现自己的利益没有错，但要施压成功，其目标至少应该同中国人民要求继续改革开放的利益大体一致。

不论是在双边还是在多边关系层面，即使我们能够以和平方式推进现阶段中美大国关系改变，摆在两国面前的挑战依然非常艰巨。这些挑战将考验未来两国领导人，但是这些经历应该使两国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凝聚智慧。

过去40年我们经历错觉与醒悟的轮回，有可能被正不断加深的相互理解取代，后者让两国人民更加现实地看待彼此。如果我们由此构建一个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下一个40年有可能在宏大历史中写上一笔。我相信，这一努力要取得成功，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思考对方的诉求以及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向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学习。(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本文由传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