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舟 方舟子做了什么事…

前些年，方舟子曾公开说过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拿杨振宁与邓稼先做对比，两人并不是一个量级的，前者的贡献是对全人类而言，而后者只是对一个国家的贡献，几百年之后学物理的还会记得杨振宁，但恐怕早就没人知道邓稼先了”。

这番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对物理学探索作出重大贡献，杨振宁二人作为探索未知的先驱，后来的物理学者当然会铭记他们，因为杨振宁的成就建立在人类探索真理的路上，百年之后，他的成就将会成为古人对世界本源探索的标志。

杨振宁值得尊重吗，当然值得。但邓稼先就不应该被你我瞻仰吗？

声闻后世其实大多时候都极具偶然性，有人以英武折服后世，如霸王举鼎；有人以成就冠绝千古，如始皇帝一扫六合；亦有人用忠义流传千年，如诸葛军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成就极高，要么人性熠熠生辉。

邓稼先先生呢？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条件，甘愿奔赴一个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等于与日后的探索之路说再见，义无反顾在贫穷落后的祖国鞠躬尽瘁，劳累半生，只为国家摆脱落后与屈辱，邓稼先就不该被我们牢记吗？

所以方舟子说的这些话，从表面上来看，事实是没错的，但其中隐藏的偏颇观点相信你我都能感受到。很多时候看似公正的对比，实际上都是很狭隘的，踩一捧一永远都不是理性的思考方式。

1986年，邓稼先病重。

1985年，邓稼先因身体不适被送进医院，确诊为癌症晚期。噩耗传来后，先生不得已离开工作与夫人团聚，此时距离二人上次相见已过去28年。

杨振宁得知邓稼先病重，于是远涉重洋，归来看望友人。老友见面，甚是喜悦，闲聊时杨振宁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稼先，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一笑，淡然说道:“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共计二十块”。

听罢，两人相视无言。

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整个“两弹”科研队伍的奖金不超过一万元，发下后被划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0元、五元、三元，三个档次，一举拿下两个最高奖励的邓稼先拿到了巨款——“二十元”，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拿到如此奖励的科研工作者寥寥无几，足以证明当年的经济之困难，亦可以看出邓老视浮名之淡然。

1984年，某次会上，邓稼先对台下的众人说道:“我恐怕已是强弩之末了”。听罢，台下哄堂大笑，心中觉得邓老果然谦虚，如今才六十而已，自然还可以为国贡献。笑声刚落，邓稼先又缓缓说道:“是我说错话了，不应该自称为强弩的”，此时还没有人能够想到，原来邓老说的话并不是开玩笑……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个秋天，邓老接到通知:国家要研究个大炮仗，需要他的帮助，他是否要参加这项绝对机密的科研计划”。邓稼先听罢，心照不宣的答应了邀请，他明白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如果研制成功对我们，将意味着不在笼罩于“核讹诈”的威胁之中。

于是，不足两年便修满学分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的“娃娃博士”，就这样在物理学界突然消失了。获得博士学位那年的钱学森，他只有26岁，前途一片大好，决定回国时导师劝导、朋友阻拦，但他还是回去了，去哪里，去多久，能成吗？这些他一概不知。

而留在美国的杨振宁，他的一生时时刻刻都与祖国相联系，就如同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的致辞那样:“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几百年后的物理学者以及教科书上，当然会记住爱因斯坦、薛定谔、盖尔曼、海森堡、费曼，以及李政道与杨振宁，凭他的成就而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先驱，还是对知识的开拓与创新。

而钱学森呢？只要中国人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懂得研究物理，在未知的星辰大海之中开拓，便绝对不会遗忘如邓稼先这样的开拓者。

如果说记住，恐怕谈笑间局天下势变化的枭雄更能让人记住，而不是探索知识的科学家，但这又如何?

从最初的蘑菇云飘散在大漠上空，东方红的歌声响彻云霄，到现今北斗系统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的发射，先生早已离去，而精神却始终传承。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却始终秉承谦卑低调之态度。而今的我们，有九天揽月舞袖广寒的嫦娥，亦有潜下深渊探访龙宫的蛟龙，我们建造了独一无二的“天宫”，我们在无垠宇宙中开始新的长征……

是他们，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下为我们开创了立国的“火种”，与无数的“先驱”踏上了星辰大海的第一步。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这样: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