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文学会
作者:张五常教授,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历来少见媒体的任正非先生,最近连续两次见了。他说得好,我徘徊于他说的字里行间,若有所悟,对一位同学说,任正非是二十一世纪的哈代。经过解释后,这位同学同意我说的。
哈代(GodfreyHarold Hardy,1877-1947)何许人也?他是英国剑桥的数学大师,著作等身,是中国数学家华罗庚的老师。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发掘了印度的年轻数学天才拉马努金(Ramanujan)。拉马努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天才,没有读过什么书,自修学数,1914年寄了一些数学文稿给哈代,哈代惊为天人,力排众议,把拉马努金邀请到剑桥去。这个近于神话式的故事今天拍成了一部很好的电影。
说任正非给我的印象是哈代,是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哈代写了一本很小的算是自传类的书,题为《一个数学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在该书的开头哈代说了一段话很有名,常被引用。虽然他的英文是好的,但因为哲理湛深,不易懂,我在这里先附录他的英语原文,然后再翻为中文给读者吧: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译过来的大意是:
“一个职业数学家写关于数学的事是悲哀的。数学家的本分是做点什么,创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数学增加一点,而不是谈论自己或其它数学家做了些什么。政治人物鄙视评论政治的人,画家鄙视艺术评论者,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数学家通常都有类似的感受。没有任何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解释者的嘲笑来得深奥,或在整体上更为合理。阐释、批评、欣赏,都是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
哈代是说作为数学家,他只是要在数学上作出一点贡献,批评或赞赏的人很有点无聊,属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为什么我想到任正非那边去呢?因为在媒体的访问中,他说得清楚:“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我们不需要漂亮的财报。如果他们不想让华为进入某些市场,我们可以缩小规模。只要我们能生存下去,养活我们的员工,我们就有未来。”
大家知道,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任先生曾经被人拍摄到排队轮候的士、坐地铁,对物质的享受没有多少兴趣。不同的是,哈代从事数学研究只需要一支笔及一些纸张,但任先生从事华为那种行业的研发需要赚不少钱才有可为。华为去年的研发开支高逾人民币一千亿,拥有八万七千多个授权专利。行业不同,资金的需要有别。但赚钱永远是那么困难,何况华为参与的行业不像房地产那样可以凭有利的时间与地点而赚得需要的资金。无可置疑,今天的华为是一个现象。
我自己从事的经济学研究需要的资金微不足道,但要比哈代只需要一支笔一些纸的金钱成本多一点。在美国时我几番获得那里的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但今天回顾其实用不着那么多。从1982年回到香港任教职到今天,我把稿酬与出书获得的版税全部给予协助我找寻资料及整理文稿的朋友,足够。华为需要的研究资金是天文数字。然而,归根究底,哈代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我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任正非为的也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借用王羲之的话,其致一也。
是不容易明白的行为。我要等到自己退休的2000年才开始动笔写我在1970年就决定要写的《经济解释》,因为我要累积关于真实世界的现象。我历来认为最愚蠢的经济学者,是那些试行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等到2000年六十五岁才动笔,是最后的时间了。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我要花上十九年。快要在中信出版的《经济解释》的新版,分五卷,应该是最后的了。记得有人说过,一件艺术作品是永远没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遗弃了。快将出版的五卷《经济解释》算是被遗弃了吧。我恐怕再改下去会改差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大作一版一版地改下去,最后是改差了的。
我自己日暮黄昏,但任正非只七十四岁,来日方长。我希望任先生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因为哈代说得清楚,“没有任何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解释者的嘲笑来得深奥,或在整体上更为合理。阐释、批评、欣赏,都是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
说起来,任先生可能比我晚一辈。我是这样算的。哈代的后一辈是他的学生华罗庚,后者与陈省身同辈。陈省身的后一辈是丘成桐。后者今天七十,与任先生应该是同辈。经济学家中与哈代同辈的我想到弗里德曼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与科斯的老师普兰特(Arnold Plant,1898-1978)。虽然弗里德曼与科斯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我和他们应该是同辈。这是因为虽然我二十四岁才进入大学读本科一年级,但三十二岁写好《佃农理论》后,弗里德曼、科斯、斯蒂格勒、阿罗、约翰逊、诺斯等人喜欢跟我平起平坐地研讨。我曾经说过,我是有机会跟二十世纪多位经济大师交往的最后一个人。经济学者长寿,无端端地把我的辈分抬高了!
话得说回来,尽管我认识的世界级学者一律智商高,用功,分析力强,但算进事业的难度论高下,我们没有一个比得上任正非先生。
任正非简介
任正非,祖籍浙江省浦江县,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总裁。
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毕业后就业于建筑工程单位。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无军衔。任正非也因工程建设中的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2018年3月,任正非不再担任副董事长,变为董事会成员。2018年10月24日,入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任正非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194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靠近黄果树瀑布。任正非家中还有兄妹6人,父亲任摩逊是乡村中学教师,任正非小学就读于贵州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县城,高中就读于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都匀一中。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是任正非一生第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父母对知识的重视和追求,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任的父母仍然坚持让孩子读书。
1963年,任正非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已并入重庆大学),还差一年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关进了牛棚,因挂念挨批斗的父亲,任正非扒火车回家看望父亲。父亲嘱咐他要不断学习。任正非回到重庆后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专业技术自学完,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接着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他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大学毕业后任正非当兵了,当的是建筑兵。任正非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公司的工程。那时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在中国的东北辽阳市。任正非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然后才离开。
1983年随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
1987年,因工作不顺利,任正非转而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创立初期,华为靠代理香港某公司的工程控交换机获得了第一桶金。
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C&C08交换机的研发。
1993年年末,C&C08交换机终于研发成功。其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三分之二,为华为占领了市场。
1996年3月,为了和南斯拉夫洽谈合资项目,任正非率领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入住贝尔格莱德的香格里拉。他们订了一间总统套房,每天房费约2000美元。不过,房间并非任正非独享,而是大家一起打地铺休息。
2003年1月23日,思科正式起诉华为及华为美国分公司,理由是后者对公司的产品进行了仿制,侵犯其知识产权。面对思科的打压,任正非一边在美国聘请律师应诉,一边着手结盟思科在美国的死对头3COM公司。2003年3月,华为和当时已进入衰退期的3COM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华为三康”,3COM公司的CEO专程作证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2007年初,任正非致信IBM公司CEO彭明盛,希望IBM公司派出财务人员,帮助华为实现财务管理模式的转型。
2011年12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布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篇文章,透露了华为的人人股份制。任正非透露,设计这个制度受了父母不自私、节俭、忍耐与慈爱的影响。任正非还创立了华为的CEO轮值制度,每人轮值半年。此举为避免公司成败系于一人,亦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
2018年3月22日,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任正非不再担任副董事长,变为董事会成员。
2019年1月20日消息,任正非在接受央视《面对面》访问时表示,主动放弃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称号,称开会时坐不住两个小时。
延伸阅读:
张五常简介
(中国香港经济学家)
张五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学习,其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
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
1982年至2000年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张五常一向狂傲不羁,喜出狂言,在经济学圈内有“狂生”之称。
求学生涯
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他与现代产权大师科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被奉为嘉宾;他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等等。此等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另一方面,张五常还是中文世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他的《卖橘者言》风靡一时;他是著名的摄影家,可与香港著名的摄影家简庆福等人一比高下;他对书法艺术了如指掌,在谈到中国各家各派的书法艺术时真是龙飞凤舞,愉悦之情洋溢于表。
博士论文一鸣惊人
1959年起,张五常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1966年初,张五常以“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为题作为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并写了十一页的提纲,希望能听取老师们的意见,当时阿门·阿尔奇安是张五常的导师。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后来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
与科斯神交深受赞赏
约翰逊是当时研究佃农理论的权威,张五常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约翰逊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氏催促张五常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1967年秋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拜访了科斯。张五常和科斯成了好朋友。80年代张五常到了香港,一位教授路经此地,告诉张五常一个故事:
科斯到他们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张五常”。怪不得科斯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讲词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最受欢迎的教授“最劣的教师”
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其实,这十分自然,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会与其要求不合。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如:1991年到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1998年到美国任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
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的第一人
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第一人,非张五常莫属了。张五常受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亲传,与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耳濡目染,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宗师呼之欲出(科斯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科斯,1994)。
诺斯也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经济思想的影响。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制度分析的方法系统地引入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张五常将产权制度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并创立了“新租佃理论”。张五常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及中国腐败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可以说,20世纪整个80年代张五常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议,其在香港用中文写的《卖橘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革命”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流万千,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学子。
主要成就
张五常,新浪专栏作者,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8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1982年返港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至2000年退休。
张五常教授著作甚多,求学之时,就凭一本《佃农理论》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返港后,以一系列用中文下笔的专栏文章在华文世界取得广泛的影响,代表作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2000年来下笔完成的三卷本经济学著作《经济解释》,2005年末更出版英文学术文集《张五常英语论文选》(Economic explanation : Selected papers of Steven NS Cheung)。此两书,被认为是集张五常平生学术功力之大成、也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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