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发稿揭秘：编审曾改李瑞环文章 陈良宇拒约稿

“刊发好领导同志的文章是求是的重要责任。”求是作者队伍中，领导干部云集，刊发的文章若以篇目论，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文章要占到总量的40%以上。 （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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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好领导同志的文章是求是的重要责任。”

1991年，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热议时，《求是》杂志公开批评过皇甫平，但很快就意识到批评错了。

2014年4月30日上午，求是杂志社召开干部会议，宣布社长李宝善离任，接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从中共中央机关刊到中共中央机关报，59岁的李宝善官至正部。

巧合的是，李宝善的前任吴恒权，在2008年4月离开《求是》杂志后，也是去人民日报当了总编辑，时年60岁，时任求是总编辑李宝善接任杂志社社长。

相对于《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较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它的特殊性不言而喻——自创刊以来，它一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作者队伍中，领导干部云集，刊发的文章若以篇目论，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文章要占到总量的40%以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约占总量的5%。

就在5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署名文章，全文万余字，这是他就任总理后首次在《求是》发表文章。

与《人民日报》有时也发表的领导人文章不同，专供《求是》发表的领导人“大块头”文章要多一些。一般认为，领导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大篇幅文章会显得“动静大”，但在《求是》发表文章就“恰到好处”。

《求是》如何发表领导人的文章？中间要经过哪些程序？刊发领导人的文章如何审稿？领导人发表文章后，稿费怎么开？

领导人稿件一半是约来的

作为一本杂志，《求是》从封面起就显得与众不同。它每期封面都是同一个面孔，白色铜版纸上印着邓小平题写的红色“求是”二字，没有文章目录，各期封面的唯一区别就是出版日期。在求是杂志社领导看来，白底红字可以被解读为，象征着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杂志社位于北京北河沿大街83号，西临沙滩北街，大院被称为“沙滩大院”，常年有武警驻守。

1958年，《求是》的前身《红旗》杂志在沙滩大院创办，那时《红旗》就显示了特殊地位，总编辑甚至有的副总编辑都常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文革”期间不少高层意图就是通过《红旗》的社论和评论向外传递。

1987年，红旗领导班子调整。1988年，中央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撤销书记处研究室，另一个是停办《红旗》并于当年7月1日创办《求是》杂志。

当时新创办的《求是》杂志不再由中央主办，而是委托中央党校主办。时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苏双碧被任命为杂志副总编辑。

苏双碧曾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当时中央考虑，继续由中央主管主办，会因其权威性让作者有顾虑，影响不同意见的发表，由党校主办便于进行理论探讨。杂志改名后还取消了社论和评论，这样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通过社论和评论传达中央精神了，而是通过中央领导和地方、部门领导的文章来传达。

同时杂志也新增加了栏目，开辟了探索与争鸣专栏，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包括发表一些与编辑部观点不一致的文章。

改成《求是》杂志后，原来的“红旗出版社”也改名为“大地出版社”。

但中央党校主办《求是》不到一年，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以后，《求是》又改由中央主办，恢复了党中央机关刊的地位，并恢复了社论和评论。

之后，《求是》遵循的办刊宗旨是，“高举旗帜”和“坚持党性原则”。每年年初，《求是》会确定当年的年度选题指导，主要依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的当年工作要点，以及中宣部的当年宣传思想工作要点。年度选题指导确定后，还要报请中央相关部门批准。

作者的“高端”优势在《求是》刊登的文章中始终有体现。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履职5年间，胡锦涛在《求是》上发表了16篇文章，温家宝发表了11篇，习近平发表了9篇文章。

现任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中，已有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在《求是》发稿，张德江、俞正声就任常委后还没有在杂志发稿，但在担任政治局委员期间多次发表文章。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求是》杂志发表的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领导人文章，一半左右是主动约来的。

2012年3月1日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开学典礼上作了讲话，主题是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工作。讲话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求是》编辑部看到后，希望将讲话稿在杂志发表。“首先我们自己得判断，觉得内容适宜公开发表才会去约。”杂志社相关人员说。

杂志社正式去函向习近平办公室请示约稿。两三天后，杂志社收到了习近平办公室同意刊发的回复。稿件很快刊发在3月15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

近些年来杂志社形成了一个惯例，新年第一期会发表一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文章。自2002年起，《求是》杂志每年都会在年底前向胡锦涛约稿，他每年也会亲自审定一篇稿件发表在新年第一期《求是》上。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之后，2013年、2014年的第一期《求是》杂志也都刊登了他的署名文章。

《求是》编辑部一般都会和没有在杂志发稿的常委办公室保持沟通，一旦有适合公开发表的文章就争取刊发。“刊发好领导同志的文章是《求是》的重要责任。”一位杂志社人士说。

省部级官员发稿要“排队”

《求是》杂志向中央领导约稿一般都能得到支持，只有个别例外。据杂志原副总编辑苏双碧回忆，上世纪90年代时任副总理温家宝在另外一本杂志发了一篇文章，求是杂志社觉得文章有理论见地，便向温家宝约稿，希望在《求是》再发一次。

但温家宝没有同意，还专门打电话到苏双碧家里解释，认为只是一篇小文章，重复发两次不好。编辑部于是约温家宝再写篇文章，几个月之后温家宝如约交稿。

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求是》也会向一些省部级官员约稿。当然，省部级及以下官员的稿件大多是主动投稿的。

主动投稿的也有国家领导人，例如2012年温家宝在《求是》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是主动投稿的。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温家宝一开始将稿件批到杂志编辑部时的措辞很谦虚，用“请审定”的字眼，直接批给社长李宝善个人，抬头是“宝善同志”。但李宝善送审文章清样时，落款用的是“求是编辑部”，以后温家宝再投稿就直接批到“求是编辑部”。

据介绍，李克强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没有给《求是》写稿，成为常委后，后来也开始向《求是》投稿。2012年第四期《求是》杂志发表了李克强的文章，就是他的秘书跟求是杂志社联系投稿的。

现在，各级党政官员都愿意在《求是》发表文章，直接导致有些稿子要排很久才能发。省部级官员的稿件可能要拖两三期才能发，有些副省部级官员的稿件则可能要等上半年。“不少领导发现，在《求是》杂志发文对推动所分管的工作有好处。”求是相关人士说。

鉴于《求是》杂志的政治影响，有的中央领导人也会为《求是》推荐稿件。如果中央相关领导看到一些地方领导的内部讲话，觉得有价值，就会批示《求是》去约稿刊发。这种情况下，杂志社约稿都会非常顺畅。

唯一婉拒过的是陈良宇。事情发生在2005年，杂志社按照中央领导意思通过上海市委办公厅向陈良宇约稿时被谢绝。后来杂志社一位副总编辑致电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出约稿是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陈良宇这才答应。

领导的稿子也可以修改

就发稿流程而言，求是编辑部对领导人稿件与其他稿件一样，都实行四审制，首先是责任编辑，接下来是部主任、分管编委、值班编委、总编辑、社长逐次把关。

总编辑每篇稿件都要看，社长一般只看重点稿件。领导人的稿件，社长都必须要看，也会看得更仔细，最后清样还要再送给领导人本人审定后刊发。

领导人的文章也可以修改，一般改得不多，大部分都是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是一些明显疏漏。一般来说，领导人都很尊重杂志社编辑，将清样送给他们后，都会同意编辑的改动，有的领导还会表示感谢。

一位《求是》杂志的高层领导说，2012年第八期杂志刊登了温家宝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文，标题就是《求是》主要领导亲自操刀修改的，温家宝看过后表示同意。

求是杂志社已退休的编审闫长贵，对修改李瑞环的文章还记忆犹新。1988年李瑞环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有次在天津召开一个哲学会议，李瑞环到会讲话，会后这个讲话应约发在《求是》。

闫长贵编辑稿件时替李瑞环加了一句话：“你们都是哲学专家，我是土木工程出身的，在你们面前谈哲学问题有点班门弄斧了。”李瑞环看到改过的稿子后很高兴，向闫长贵表示感谢。

除了国家领导人的稿件，《求是》杂志发表省部级干部的稿子时，有时也会将清样传给作者本人看。

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也有稿费，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目前求是杂志社的稿费分两个档次，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杂志已经考虑要实行优稿优酬，不过在《求是》发稿的作者应该很少有人在意稿酬。

在《求是》发表的领导人文章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文章，肯定是排在杂志最前面“要闻要论”位置，如遇到同一期杂志发表两位常委的文章，则以常委的排序确定稿件的排序。

十八大前，如果哪期《求是》要发表常委文章，新华社就要作为常委活动提前一天发消息通稿。十八大后，2013年1月1日习近平在《求是》发表文章的前一天，新华社发了消息通稿。但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求是》发表的文章，未见新华社有消息通稿。

曾经误批“皇甫平”

《求是》创刊以来，所发表的文章大多紧随中央宣传口径。但偶尔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不过都调整得很快。

一位退休的求是老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91年，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热议时，《求是》杂志公开批评过皇甫平，但很快就意识到批评错了。接下来在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中，杂志社又收到了批判于光远、童大林的文章，就没再让这些文章发表。

由于经常发表政策性文章，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在《求是》必然会受到压缩。求是杂志社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尽可能地多发专家学者的理论性研究文章，2014年第八期就发表了政治学者俞可平的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求是》自2004年取消了广告，至今没有恢复，解释是“党刊要保持纯洁性”。现在杂志的封二一般是做典型宣传，封三和封底会刊发艺术作品和摄影照片，由于杂志的发行量大，很多地方都希望通过这些版面来宣传当地的形象。

但在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下，求是杂志社也开始进行市场探索，2010年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成为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传媒集团联合重组的第一家。此外，2009年，求是英文版创刊，2010年，理论文摘杂志《红旗文摘》创刊。

目前，求是杂志社内部一些人特别是老人还有很浓厚的“红旗情结”，几乎每换一任社长或总编辑，总有人会提出来要将《求是》的名字改回《红旗》。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杂志社下属的“大地出版社”很快被更名为“红旗出版社”。后来公开出版的《内部文稿》改名时，围绕到底是冠以“红旗”还是“求是”也争论不休，最后定名为《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