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济民—查济民与查懋成?

夕阳落，华灯起，落地窗外陆家嘴的繁华与瑰丽净收眼底。

香港兴业国际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查懋成站在他一手打造的兴业太古汇项目里，与《国际金融报》记者展开了一场对话。

查懋成有着大开大阖的性格，开于沟通，阖于思索，兴起之时，哈哈大笑，搭配上丰富的肢体动作，极具感染力。如果不是背景资料介绍，查懋成的普通话标准到让你很难相信他土生土长的香港背景，极具语言天赋的查懋成，在国、英、粤三种语言间切换自如，一如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的交融与碰撞。

70岁的查懋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来得精神，蓝色衬衫袖口挽起来露出了一只卡西欧G-shock手表，外罩了件同色系的马甲，搭配上标志性的大背头，有别于标准意义上西装革履的商界巨头形象，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刚走出片场的导演。

某种意义上，查懋成的确是一位“导演”，父辈的故事、集团的历史，一幕幕往事透过他的回忆，像留声机一般流淌出来，折射出这个海宁旧族几代人的家国情怀，绵延而激荡。

记者孙婉秋专访查懋成

他乡不忘报国恩

10月1日的那场盛大的国庆阅兵式，查懋成接连看了几遍。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查懋成对这70年来的沧桑巨变、民族复兴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与自豪。殖民地的成长背景、英美的求学经历，让他曾遇冷眼与嘲笑，因此，查懋成对祖国最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体会更深。

1949年，查懋成出生于香港，其父查济民与金庸（原名查良镛）同出自浙江海宁袁花镇龙山查氏，清代大诗人查慎行是二者共同的直系先祖。查济民和金庸，一个闯荡商界、一个颠覆文坛，都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尤其是在香港相聚后，1988年二人联合推出“双查方案”，后部分内容被纳入《基本法》，成为香港政治制度发展的蓝图之一。

查济民夫妇与金庸夫妇合照

“济民”二字蕴含了长辈对于查济民经世济民的期冀，查济民也确实肩负起了这样的重任。

1933年，查济民学业有成进入大成纺织公司担任技师，大成公司是由查懋成外祖父刘国钧创办，刘国钧曾是与无锡荣氏家族齐名的民族工业家，其所创的大成公司一度行销中国、东南亚和印度等市场，成为对当时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大型民族企业。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多次对刘国钧威逼利诱，要求入股大成公司，均遭到刘国钧的抵抗。1937年，多次谈判未果后，日军恼羞成怒，于11月18日派出战机对大成一、二、三厂进行定点毁灭式打击，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成公司瞬间化为残垣断壁。

随后几年，刘国钧多次重建染织厂。1945年日军投降，大成的发展开始步入上坡路。

但这一繁荣很快因为内战而中断，1947年，为躲避战乱，刘国钧举家赴港定居，包括女婿查济民和女儿刘璧如。但因心系内地，刘国钧于1950年重回常州参与当地建设，1956年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查济民来到香港后创立中国染厂，不断学习新技术，探索新市场，将业务扩展到尼日利亚、加纳等非洲国家。

1958年中国染厂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查济民带领家族成员前往内地投资办厂，出钱出力支持祖国发展。

1994年，查济民出资2000万美元，成立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数学大师陈省身等都是求是基金的顾问。包括屠呦呦在内，求是基金奖励过的不少科学家后来成为了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查济民也是最早捐资支持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企业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其便向中国航天捐赠了4000万元，2003年，89岁的查济民作为唯一受邀的港商亲临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的发射现场。

查济民所做的贡献赢得了政商学界的尊重。2007年4月，查济民去世时，出殡仪式规格颇高，为他扶灵的八个人中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时任中联办主任高祀仁、时任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和杨振宁等好友。

查懋成出生的时候，全家刚来香港两年，时值查济民夫妇创办中国染厂，一家十来口人租住在一户人家的一个单元房里，房子离启德机场很近，“飞机降落时响得要命”。

随着查家事业的发展，他们在荃湾的中国染厂成了当时区内最大的建筑，后来，查氏全家干脆搬到厂里去住。有时，查济民、刘璧如会在下班后把子女召集到一起，念诗唱词，比如岳飞的《满江红》，这些诗词对查家儿女影响深远，“中国传统诗词当中蕴含了很多正面的价值观，忠孝、仁义、正直等”。

查济民夫妇的勤奋拼搏也深深烙印在查懋成的脑海里。在查懋成的印象中，父亲查济民一直在工作，似乎永远不知疲惫，“他没有一分一秒脑袋里不在想事情，事业对他而言是一生中最重”。

愚公移山愉景湾

查家的商业版图增添新内容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在查懋成看来，进军地产领域并非在商言商的战略，而是家国情怀下别无选择的孤注一掷。

1985年，36岁的查懋成受父亲召唤，回到香港。在此之前，他已经从斯坦福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并开始在硅谷打拼。

学成归来的查懋成临危受命，加入父兄的团队，共同应对愉景湾项目的困境。

愉景湾项目是查氏家族进入地产的首秀，也倾注了几代人的心力与牵挂。

香港兴业原属于港商王永祥，1973年王姓商人成立了香港兴业，计划在大屿山开发房地产。三年后，他购买了一块面积达650万平方米，相当于香港岛总面积8%的地块，后将其命名为愉景湾。

愉景湾旧图

由于愉景湾远离香港岛，没有配套的市政工程，缺乏水电气和道路交通，前期开发成本巨大。为了融资，王氏将香港兴业的大部分股权抵押给了莫斯科纳罗尼银行。而到了1977年4月，随着贷款到期，愉景湾地块随时可能易手外商。

纵横商场多年、几经沉浮的查济民自然知晓接盘愉景湾的风险与代价，漫长的开发周期和无法估量的前期投入对于公司的资金与策略都是极大的考验，一旦折戟，很可能搭上此前数十年的积累。

“那时愉景湾是一个荒岛，道路、水电，甚至连码头都没有，我父亲不会笨到看不出这其中的风险。但是为避免这块香港最大的私人开发土地落入外商手中，香港一些有识之士四处奔走，寻找投资者。”

《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与香港朋友商量对策，“结果沟通了一圈，香港一线开发商没人愿意接盘”。金庸与费彝民是好友，正在尼日利亚的查济民通过这一途径获悉了消息，立刻联系刘璧如以3000万港元的代价“倾家荡产去买地”。

1980年，项目第一期开盘，受到市场追捧。

1985年二期开盘时，由于全球经济处于滑坡阶段，香港回归正在谈判，前景未明，香江一片楼市股市双双崩盘。

随后的三期更是面临滞销困境，因为缺乏现金回笼，查懋成对《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当时项目公司濒临破产。

查懋成回来后，和团队一起调研，他们发现愉景湾项目的定位需要调整，按照此前的规划，大屿山远离市区、交通不便但风景优美，因此，项目一度被定位成周末度假、第二家园，然而从一二期业主情况来看，他们的需求是自住并非度假。公司决定重新规划愉景湾的发展，从设计构思、项目布局到交通配套全盘改造，8个多月后，愉景湾三期决定重新开盘，所有房源当日售罄，香港兴业国际打了一次漂亮的翻身仗。

愉景湾新貌

某种程度上来说，三期对于愉景湾项目而言是转折点，如果没有最终的逆势翻盘，项目恐难以为继。

2000年，查懋成主导的香港唯一私人兴建和管理的愉景湾隧道开通，全长630米，打通了社区与外界的陆路交通。此后香港兴业国际在这块荒岛上建立了19条内外巴士线路，24小时轮渡，还有酒店、幼儿园和国际学校，以及区域内的诸多基础设施和商业配套项目，工程极为浩大。历经40余年的开发，愉景湾从海边不毛之地发展为香港最大的住宅社区之一。截至目前，已经开发到了第18期，拥有约两万名常驻人口。

愉景湾的故事显然还没有结束。

面对记者“还会开发多少期”的提问，查懋成笑了笑，给出了一个数据，愉景湾目前的容积率仅为0.16，这在建筑密度极高的香港近乎不可想象，显然在这片环山群抱的土地上，查懋成还想谱写更多新篇章。

15年造地标

因为前瞻性的规划和设计理念，加之开山劈石般的愚公移山精神，愉景湾项目拥有众多首创之举，多年来被业界视为标杆。

而这种愚公移山般的决心和拼劲，一直延续到查懋成带领香港兴业国际开拓内地市场上。

上世纪90年代，香港兴业国际投资了天津和平区的津汇广场——其在内地的第一个项目，但真正让香港兴业国际名声大噪的，是上海一块62800平方米的核心地块。

在内地市场“寻找十几年后”，查懋成最终选定上海作为拓展内地市场的基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除了天津项目外，香港兴业国际目前的内地项目均分布于上海、杭州、嘉兴三地，查懋成坦言这源于其浓厚的乡土情结，“我们一直非常看好长三角地区的发展”。

2002年，香港兴业国际拿下了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地段大中里的土地开发权。

大中里旧照

这里曾是上海最大规模的石库门建筑群，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文化保护工作极为艰巨。一栋始建于1920年的民立中学旧校舍是项目开发中遇到的一大挑战。这栋小楼曾获评“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为保护这栋珍贵的历史建筑，经专家反复技术论证，项目开发团队决定将这座重达3300吨的楼房向旁平移57米。

从拿下地块到正式开业，兴业太古汇用了15年时间，对于资金密集型的地产行业而言简直不可思议，查懋成不愿意违心地说没有财务压力，没有焦虑，“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总体规划设计一直没变过，期间经历了‘非典’、地铁规划变更等系列事件，项目进度多次被暂停”。他难掩对兴业太古汇的满意之情，但也有遗憾，“这个项目有很多首创性，如果能早几年与大家见面优势会更明显”。

2006年时查懋成做了件“疯狂的事”，为了主动配合上海整个城市发展升级的需要，香港兴业国际提出改变原三分之二住宅用途的土地性质，重新规划为纯商业用途以作长期持有营运。住宅开发短期经济效益回报远高于自持型的商业地产，不同于很多开发商绞尽脑汁将商业，甚至工业用地变更为住宅，查懋成选择反向为之。

“相关部门应该没见过您的这种变更需求”，查懋成听罢哈哈大笑，“那几年上海房价涨势很快，2006年时这块地已经寸土寸金了，如果做住宅卖掉赚了钱就走，就不能把这个地块的价值最大化地发挥。”“尊人重土”是他在采访中屡次提及的词语，事实上，这四个字早已经融入了香港兴业国际的基因中。

最终，兴业太古汇通过一条轴线，三个节点，将北面、中央及南面的三个广场连接起来，形成前庭、中庭及后庭，它的开业不仅大幅提升了南京西路东段的商业能级，更成为沪上商业新地标。

兴业太古汇的业绩好于预期，查懋成原以为第三年才能收支平衡，实际上这一节点被早早提前了。2019年第一季度兴业太古汇零售额同比增长56.5%，第二季度零售额增长66.8%，承租率超过96%。

“贵精不贵多”

查懋成依然有烦恼，愈发困难的拿地现状困扰着香港兴业国际在内地业务的发展，在中山学林苑和兴业太古汇之后，香港兴业国际目前在上海已经没有可供施展的土储。这家崇尚精工细造的开发商在内地同行的高周转面前显得有些“水土不服”。

兴业太古汇的成功并没有激发查懋成“异地复制”的想法，他似乎本能的对“复制”二字有些抗拒。“没有两个地块是一样的，精神上可以复制，设计规划上照搬照抄没意思，要珍视每一块土地。”如果有合适的机会，香港兴业国际依然愿意尝试在其他城市再造商业地标，前提是结合当地特色，“因地制宜的进行规划与开发”。

查懋成并未否认相较不少港资开发商，香港兴业国际在内地的扩张步伐低调而缓慢，“这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策略‘精工细造、贵精不贵多’，我们不希望步伐太快，因此项目判断上更加严格，好听点，这是谨慎，难听点叫胆小，其实无所谓，只要能出精品就好。”他用服饰品牌来举例，“优衣库更新快，LV经典永流传，理念差异而已。”

不同于很多地产商重点聚焦内地和香港市场，查懋成希望“将风险分散”，因此其将目光放在中国香港、内地及亚洲其他国家（泰国、日本等）上，三分天下。2018年-2019年中期报告显示，香港兴业国际在上述三地业绩分别为18.9亿港元、3.03亿港元、2.13亿港元。

很多地产开发企业有执念，有的追求规模，有的在乎利润，也有的想造地标，香港兴业国际的执念是什么？“不想赚钱是假的，但我父亲一直言传身教告诉我们，赚钱只是市场经济中的指标，不是目的，平衡好效益和事业成败中的责任最重要”。

除了父亲对查懋成的影响，妻子史美伦也是查懋成生命中重要的人。2001年受中央政府邀请，史美伦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在她上任的第一年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就达51件，初步建立了国内的监管法规架构，史美伦因此被称为股市“铁娘子”。2018年史美伦成为香港证券交易所史上第一位女主席。查懋成毫不掩饰对妻子的欣赏，但因为彼此所属行业差异，其坦言双方在工作上都是独立发展，相敬如宾。

70年，由烽鼓不息、流离颠沛，到国富民强、两地一家亲，这个海宁旧族几代人的家国情怀还在书写中。

（国际金融报记者 孙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