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伟雄 曾伟雄芯恩

记者 张弛 编辑：崔世海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日前新迎来一位副主任。值得关注的是，他并非中国内地官员，而是来自香港。

据中国国家禁毒办消息，4月1日，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会见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新任副主任曾伟雄。

公开简历显示，曾伟雄出生于1958年5月，1978年加入香港警队，2011年1月至2015年5月任香港警务处长，是香港回归以来任期最长的警务处长。

有分析人士认为，以往香港警务处处长退休，大多只获委任全国政协委员，如今曾伟雄获委任的不但是实职岗位，职级也比政协委员稍高，相信此举是想向外界释放信号，只要香港官员的工作获中共中央层面认同，便可在大陆继续其仕途。

曾卧底贩毒集团

据媒体报道，曾伟雄对禁毒工作非常熟悉。上世纪80年代，他服务于毒品调查科，被挑选作为卧底打入贩毒集团内部。任警务处长期间，曾伟雄推动多项改革，香港治安状况持续改善，2014年犯罪案件数量创下回归后新低。

但在2014年9月28日晚，“占中”发起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宣布运动开始，随后数以万计支持者占据附近马路要道，令交通瘫痪。

当晚深夜到翌日凌晨，警方在金钟一带施放了87枚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但未能成功，“占中”运动最后持续了79天，还延伸至铜锣湾和旺角。“占中”期间，泛民方面指责曾伟雄对示威者态度强硬，一度把攻击矛头指向他。

官方报道显示，王小洪在当天的会晤中，赞扬曾伟雄担任香港警务处长期间，在打击犯罪、保护香港民众安全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特别是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显示出了魄力和担当。

2019年4月9日，非法“占中”始作俑者戴耀廷等9人被控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全部罪成，各被告亦各有罪名成立。

王小洪会晤时还表示，当前国际毒品形势仍然严峻，对世界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禁委会增补曾伟雄为副主任，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警方厉行禁毒的决心。

报道引述曾伟雄的话说，他对担任新职倍感荣幸，责任重大，将全力以赴，认真履职。

有分析称，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增补禁毒经验丰富的曾伟雄为副主任，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禁毒的决心。在此之前，美国曾指中国是其芬太尼类物质主要来源国。

事实上，就在王小洪会见曾伟雄当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芬太尼类物质管制进展及下步工作情况发布会。4月1日当天，中国国家禁毒委还联合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

图为中国禁毒宣传第一车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成立于1990年，负责研究确定禁毒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协调有关重大问题，统一领导全国的禁毒工作。目前，禁毒委主任由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长赵克志兼任，副主任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孟扬、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等。在增补曾伟雄之前，禁毒委已有7名副主任。

并非“北上”任职第一人

曾伟雄不是香港高级公务员“北上”任职的第一人。

之前，广为舆论所知的有曾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她是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钦点”的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外援”，于2001年应邀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政府从香港聘请的首位副部级官员。

彼时她在香港证监会年薪540万港币，朱镕基说香港给你多少我们就付你多少，不知道眼红了多少干部。不过史美伦很有风范，比其他干部多出来的钱没有装进自己兜里，而是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在证监会干部的培训上了。

在证监会工作期间，史美伦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她就任首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就达51件，初步建立了中国国内的监管法规架构。2014年离任后，国务院评价她“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

更早之前，还有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1998年9月，梁定邦卸任香港证监会主席职位，半年以后应朱镕基邀请，以“一元人民币”象征意义的年薪，成为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他最为人熟悉的，是在任联交所（港交所前身）理事及上市委员会期间成功创立“H股”，协助内地企业来港上市。

梁定邦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98年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的一个会议后，他突然被留下，朱镕基游说他在退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后，回内地帮手搞好金融市场。

“当时朱镕基跟我说，‘薪金任我开’，任我开噢，我就开一元”。梁定邦说，“当时我没有将回内地的决定告诉他人，及至同年9月，我便悄悄离任香港证监会主席。”

2000年，梁曾当选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当时的评语称其让中国投资者耳目一新，“给中国股市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纵观梁定邦和史美伦的“北上”经历，前者提出建立创业板、合并AB股、培养机构投资者、编制统一的全国股市指数等建设性意见；后者则通过推动强监管，促使中国证券市场向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道路行进。可以说，在中国金融市场的草创阶段，此二人均有突出贡献。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陈冯富珍。她是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2017年6月卸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后，接受聘任担任中国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首席顾问，并在2018年被中国政府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

中间发表讲话的女士为陈冯富珍

担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9年间，陈冯富珍遭遇了1997年爆发的首例人患H5N1型禽流感，并成功战胜了2003年在香港突发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

不过，这些案例和曾伟雄的任免有所不同。他们多是“应聘”某些实职岗位，或作为政府首席顾问担任虚职，选人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金融、医疗卫生领域，但并不是用“任命”或“调任”的方式选拔一线治理官员。

至于历任香港特首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处任职，应归于中央政府的礼遇，不在讨论之列。

拓展陆港人事交流

既然曾伟雄的“北上”并非开创性的，为何外界又格外关注？

有陆港观察人士评论认为，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相较于梁定邦等人的顾问型角色，曾伟雄禁毒委副主任的身份明显更具有实务特色，并且不再局限于金融或医药等专业领域，港人任职的边界已经延展至公安领域。

进一步说，如果将梁定邦和史美伦“北上”证监会视为内地对香港先进经验的“取法”，而今曾伟雄履新禁毒委的关键词则已变成“交流”和“融合”，而后者正是强化陆港交流的题中之义。

该观察人士表示，香港在金融、医疗卫生领域，无论是官员经验，还是与世界接轨的程度，过去相比大陆，优势较大。在中国改革开放，急需学习世界经验的年代，其价值就得以凸显。这也是香港人参与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缩影。

但因为制度和选拔方式的不同，以及社会大众心理的落差，除了金融、卫生这些十分专业的领域，在更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大陆和香港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升迁墙”。也就是说，目前的陆港融合，更多局限于区域政策（大湾区）、金融（沪港通）等领域，而非人事的双向沟通，这显然是不够的。

前述观察人士指，这次人事任用可能透露出北京的几个考量，一者如前所指，通过任用香港警队高官参与内地禁毒事务，将陆港交流的领域拓展至公安层面，使两地互动在更广泛层面得到强化；再则藉由副部级的高配职务，显示中央对曾伟雄本人的器重及对其过去警务处工作的欣赏，更加传递出对香港经验的重视和对港人的信任；此外，这还意味着北京在探索陆港人事互动的范围和可操作性，为日后的深度融合铺路。

而随着曾伟雄的“北上”，未来陆港两地人事调任的那道“墙”，也许会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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