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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图一

永和斋的财运

陕西关中地区，自古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从汉至今，已出土数千件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关中岐山县（今扶风县）的庄白村出土了一件神秘的大鼎，当时此地的古董商有见过此鼎的说：“是件大器，上面有好几百字，出在庄白壕里。”

这件大器便是西周晚期所铸的一代重器——毛公鼎。据载：毛公鼎是宣王元年（距今2800多年）由宣王的叔父毛公厝所造，因此又名“厝鼎”或“毛公厝鼎”。鼎身连耳通高53.8厘米，重34.7公斤，内壁有32行铭文，共497字。它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铸造技术、书法等都有珍贵价值。

大鼎最先由北京城有名的古董铺——“永和斋”收购。开办于道光初年的这家古董铺，生意兴隆，名气很大，在当时的古董界数一数二，店主是苏六（名兆年）、苏七（名亿年）兄弟俩。岐山县出土的青铜器，有好几大件都被苏氏所得，得以传世的有“聃毁”（现通称“大丰簋”或“天亡簋”）。

得到毛公鼎的苏氏兄弟着实惊喜，这件铜器丝毫无损，立耳，深腹，圆底，啼足，淡饰环纹，辅以弦纹，工艺古朴无华，型态凝重大方，更重要的是鼎内壁有近500字的铭文。当时的铜器买卖不但以质、古论价，有铭文的还要按字数加价，从每字数金到每字数十金。精于此道的苏氏兄弟认为奇货可居，要在此鼎上大赚一笔。

在此之前，京城中名门之后、收藏家陈介祺已从永和斋不惜重金买走聃毁，并相约日后保持信息联络。尽管京城中出得起高价买毛公鼎的人并不少，苏氏兄弟一来是有约在先，二来是那些买主并非真的识货，出价并不理想，再者说即使愿出高价，此等瑰宝被他们买去也是放心不下的，一直没有售出，秘藏于西安，等候陈介祺的消息，同时，希望碰上一个更加满意的主顾。

这样，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陈介祺重提毛公鼎一事，苏亿年才将其运至京城，被陈介祺巨资买入。此时距毛公鼎出土已经10年了。毛公鼎从此由商贾界流人第一位收藏家的室内。

毛公鼎图二

陈介祺的珍藏

陈介祺是晚清时著名的收藏家，字寿卿，号簠斋，祖籍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生于1813年。其父陈官俊（字伟堂）是嘉庆十三年进士，曾任礼部、吏部、工部、兵部尚书。陈介祺自幼随父在京城读书，19岁即以诗文驰名京师，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对金石收藏极为偏爱，遇到所喜欢的古董文物，即不惜钱财买来收藏，加以考释研究。这使他在金石收藏及考释方面成绩卓著。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建造“万印楼”，以珍藏近万方的秦汉古玺和1万多件的文物珍品。现存他的金石古文字方面的著述有30余种，考证著作达20余部，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颇有研究价值资料。

陈介祺重金买走聃毁，又听说“罕有其匹”的毛公鼎出土，再度四处筹资。可是直到毛公鼎出土的第十个年头，他才将毛公鼎买下，为什么呢？陈介祺的六世嫡长孙陈继揆先生曾撰文说：陈介祺10年未买心爱之物，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刚买聃毁，手无余资，无法满足苏氏兄弟索要的高价，同时京城不乏出得起高价的人，苏氏兄弟以赚钱为目的，自然希望碰到一个识得货、肯出大钱的好主顾，不肯轻易出手；再就是陈介祺筹资购买毛公鼎时，正是父亲当家，伟堂老人虽然对独生子的爱好持赞许态度，但身为当朝耆老，不得不有所忌讳。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伟堂老人下世。次年，祖母尤太夫人仙逝，陈介祺扶灵回乡安葬，再无旁顾。所以直到咸丰元年，陈介祺返京开始执掌家业时，才将毛公鼎买入。

陈介祺在《毛公鼎释文》的《后记》中说：“右周公厝鼎铭，两段，32行，485字，重文11字，共496字，每字界以阳文方格，中空二格……此鼎较小而文字之多几五百，盖自宋以来未之有也。典诰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观止之叹，数千年之奇于今日遇之，良有厚幸矣。”再现了他得鼎后的欢欣之情。

陈介祺的曾孙陈育丞先生在《簠斋轶事》中称：陈得毛公鼎“深有‘怀璧’之惧，秘不示人”，除了与同行研究，对外人一直守口如瓶。因此，毛公鼎铭文的拓本“至不易得，尤为可宝”，他在得鼎之初只拓了少量几份，其中为毛公鼎作考释的著名金石家徐同柏（徐籀庄）和精通文字音韵的名家许瀚（许印林）各得一份，还有翁叔均（翁大年）一份，此外就不见有传了。

为防不测，陈介祺尽可能地减少毛公鼎的外界影响。在他编排的所藏文物的几大本目录——《藏古册目及题记》里，只有一本中写过“大鼎”二字，可见他的苦心。

一次，他的故交吴平斋（吴云）来信询问说：“从前翁叔均示我毛公鼎拓本，云此鼎在尊处，今查寄示收藏目录无此器，究竟世间有此鼎否，窃愿悉其踪迹，祈示知。”陈介祺避而不答。他的另一知己吴大澂也来信说：“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陈介祺对吴大澂从未吝啬过，所有器铭的拓本均赠吴大澂，为其所藏，但这次他却装聋作哑，缄默不言。

陈介祺不但珍爱此鼎，也爱惜此鼎的声誉，不容玷污。后来他携宝返归故里时，清廷有名的大员张之洞在自著《广雅堂论金石札》中说，毛公鼎“乃伪物也”，“陈氏以千金买赝鼎，不亦慎乎”云云，在京城不大的范围内有所传闻。陈介祺闻讯，在给友人的信中作了反诘，说：“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今人所能伪哉？“得到多数同行的响应，否定了张之洞对毛公鼎的污蔑。

毛公鼎图三

端方的骗局

光绪十年（1882年），陈介祺谢世，所藏古文物分给3个儿子。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诸器。

陈厚滋的次子孝笙在主掌家业后，不顾陈介祺生前的规诫，先后开办了一个钱庄，一个药铺，想以经商振兴家业。在此期间，同邑同姓的陈芙珩与孝笙来往密切，关系融洽。陈芙珩劝说孝笙把毛公鼎卖给两江总督端方，许价白银1万两。

端方，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年举人，曾任按察使、巡抚、总督等职，他对文物古玩之类本来懂得不多，却喜欢附庸风雅，萌发做一个大收藏家的念头，四处收罗古器文物。他有钱有势，凡看中之物，十有八九都不会落空。他早就听说过稀世之宝毛公鼎，觉得自己斋室若是摆上这件古器，在收藏界就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在官场中结交的密友告诉他毛公鼎就在陈孝笙手中。端方遂让这位密友从中撮合。

这位密友就是陈芙珩的父亲陈子久，陈子久让陈芙珩利用长期接触的便利，劝诱陈孝笙卖掉毛公鼎。

陈孝笙虽然违背祖训经商，但深知毛公鼎为传家之宝，更有家人时时劝诫，因此不为万两白银所动。陈芙珩无法，只好由其父转告端方。端方探知孝笙生性爱财，只是碍于家人的劝阻及祖训才没有答应，就让陈芙珩告诉陈孝笙，如果答应卖鼎，除付万两白银之外，还可让陈孝笙任一年湖北省银元局的职务，言下之意就是让孝笙在任上大“刮”特“刮”，以补不足。

陈孝笙心有所动，要端方拟一纸文书作为凭证。于是，宣统二年（1910年），陈孝笙不顾家人苦苦劝阻，冒然将毛公鼎以万两白银的价格转售给了端方。

但是，此后久久不见委任书到手，陈孝笙急忙持端方所留凭证申辩，才得知那凭证上的印签不过是一枚废章而已，凭证遂变为废纸。陈孝笙大惊失色，匆忙找到陈子久父子质问因由。陈子久父子让他打消这个念头，说在这昏暗年月，你不过一介平民，他乃朝廷命官，能奈他何？

陈孝笙被骗，悔恨交加，遂即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金石学家吴式芬的次子吴重熹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提笔作诗一首：

病史当年卧海滨，十钟万印尚纷陈。

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

毛公鼎图四

叶恭绰的爱国心

毛公鼎落入端方之手，可是他没有来得及“考释研究”，便命赴黄泉。

端方死后，毛公鼎再度易主。英国人和日本人得知毛公鼎的风声后，也密布爪牙，明查暗访，却连个踪影也没找到。

抗战前夕，曾任国民党铁道部部长等职的叶恭绰在离上海不远的苏皖界地的一家古董铺中看到饱受飘零之苦的毛公鼎。他久慕毛公鼎的大名，也知道英、日等外国魔爪正伸向这件瑰宝，立即倾其所带作为抵押，迎返上海住处按古董商所持高价一文不少地携款而来，将这件经历沧桑的瑰宝收购下来，秘藏于上海的家里。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很快被日军占领，日军宪兵队闻讯到处搜寻古鼎，将曾经收藏毛公鼎的苏皖一带搞得鸡犬不宁，却发现宝鼎已被一个留有假名的人买走。这距叶恭绰将毛公鼎买走秘藏仅仅58天！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叶恭绰仓促间出走香港避难，毛公鼎及一批古文物都秘密藏在上海。日军宪兵队得到毛公鼎曾在上海露面的蛛丝马迹，扬言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出宝鼎，一代国宝危在旦夕！

叶恭绰在香港听到消息后，心急如焚，连忙密电其侄叶公超（其时在西南联大任教，后任台湾外交部长等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毛公鼎。

叶公超旋即赶到上海。不料，刚一抵沪就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原来日本人已查出毛公鼎为叶恭绰买下。后来，叶公超的家人假造了一古铜器交到宪兵队，叶公超才被释放，但仍然受到监视。直到1941年夏季，宪兵队很长时间无所收获，对叶的监视有所放松，叶公超终于在一天深夜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将毛公鼎运出上海，秘密带往香港交给叶恭绰。

这一年的12月，香港沦落敌手，叶恭绰遭到日本宪兵的监视，感到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便在一位德籍国际友人的帮助下，携宝返回上海。但上海已是面目皆非，国宝在这里也很不安全，同时，经过辗转迁移，叶的生计已成问题，无奈只好暂由一奸商以300两黄金将毛公鼎购去。但叶恭绰与其约定，抗战胜利后必须把它交还国家。

就这样，毛公鼎才侥幸没有流落国外。抗战胜利后，毛公鼎被南京中央博物馆收藏。1948年底，毛公鼎被运往台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内。（原载于《尘埃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