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撰文 | 张巧雨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中国周边国家，国内开启中小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试验。就在这一年，潘云波进入上海二中院经一庭，开始迈入商事审判领域。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化之年”，新纠纷、新业态成了商事法官的案头功课。这一年，潘云波刚刚履新上海高院民二庭庭长不久。

20多年，经济的勃发、市场的变幻、改革的阵痛，一直在给商事审判出难题。

采访时我问潘云波，你觉得自己是弄潮儿吗？

他说，我算不上弄潮儿，我是被时代浪潮推着往前走的人。

冲破“谈破色变”

办成功一件事很不容易，我们很有成就感，

这看似和法院不搭界，却是由法院积极牵头推动的，解决了好多难点。

破产审判是商事审判里的一个重镇。

1997年，潘云波刚刚成为商事审判“新兵”的那年，正赶上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一时间大量政策性破产案件涌入法院，这使26岁的潘云波初次觉察到，通过商事审判可以敏锐地嗅到市场经济“春江水暖”。

市场繁荣让企业看到“生”的希望，而破产，仿佛是“死刑”宣判。很多企业家、员工、甚至行政管理部门惯有的观念是，“说不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什么要宣告破产？让它活着不好吗？”曾经还有人对潘云波说，破产审判面对的是“破人弄点破事”。

时间过去20年，破产依然是被避讳的“小众”案件。

2016年底，潘云波结束上海松江法院副院长的任期，履新上海高院民二庭庭长。他拿过当年审判数据一看，全市法院一年的破产审判案件不超过100件。

在筹备上海破产法庭期间，万事俱备，最后的挂牌却遇到了阻力，“我们法庭是在园区里的一栋建筑里，园区一看，破产法庭？就不肯让挂牌，觉得‘破产’两个字‘不吉利’。”

最后还是通过法院和政府部门一次又一次解释说明，才同意挂牌，但有条件——挂在建筑后门。

然而此时，改革的信号已经足够强烈。

2015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被提出，改善经济结构的重点是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要求很多过剩的产能退出市场，依法退出就要有完善的破产机制。”潘云波一到新岗位，就遇到了新挑战。

“在一些发达国家，破产有一套成熟的制度，”潘云波和破产团队一起做了大量学习研究，“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或者说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平衡各方的利益。”

在办理破产案件过程中，能发现很多机制盲区。

“《企业破产法》规定了债务人破产需要有破产管理人接管。”但实际操作中，潘云波发现破产管理人面对着很多困局：“银行工作人员可能认为你不是执法部门不给办，或者哪怕知道管理人有‘准司法权’，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破产管理人自身的建设也不够健全，“比如我们发现，破产管理人没有形成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队伍，缺少行业协会。”为此，潘云波和团队前前后后跑了两年多：“要和民政局、司法局等部门共同推动，谁来管队伍？谁来管业务？还有很多具体细节要商讨。”

潘云波和破产团队，不断与金融监管、劳动保障、税务等政府部门协商工作流程、共建协调机制。

团队成员说：“为了一份合作文件，潘庭要一个一个打电话给各个部门。”

经过4年多的努力，上海高院和全市二十多个政府部门共同建立了府院破产统一协调机制，破产案件从2016年的不足百件，到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近2000件。

还有很多改革中的积极回音，比如，2019年，深圳、北京、上海相继成立破产法庭，破产审判迈出了关键一步；破产管理人行业协会设立；今年，全国人大已经立项，即将修订《企业破产法》。

每一次前进都来之不易，潘云波并不是善于抒发感情的人，但提起这件事，忍不住说：“办成功一件事很不容易，我们很有成就感，这看似和法院不搭界，却是由法院积极牵头推动的，解决了好多难点。”

“刀刃向内”的世界对话

这不仅仅是办案工作，还要和世行专家磋商，

怎么磋商？怎么评估？报告客观吗？排名代表了什么？

2019年，上海高院民二庭更名商事审判庭，并加挂破产审判庭。

破产审判是商事庭三大审判领域之一，另外两块是国内商事审判和涉外商事审判。潘云波在上海高院的这几年，还有一块审判延伸的“特殊”工作——服务保障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从2003年起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评估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被认为是“投资的风向标”。世行把上海和北京作为评估中国营商环境的样本城市，其中，上海权重为55%。

从《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到《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第78位升至第31位，跃升了近50位，连续两年成为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

其中，上海法院“执行合同”指标一直位列世界前十。

但最初接手这项工作，潘云波的第一反应是“懵”。

2017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刚刚结束不久，媒体报道写，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需要中央“牵好线”，更需要部门和地方“绣好花”。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就带着营商环境的“绣花”任务，来到上海高院。

“这不仅仅是办案工作，还要和世行专家磋商，怎么磋商？怎么评估？报告客观吗？排名代表了什么？”

跟着潘云波一起研究这些问题的是庭里的“笔杆子”彭浩，他还保留着这几年整理的一整箱营商环境材料，里面关于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的部分，被划上了很多条条杠杠，这是测评法院工作的两项主要指标。

“12月就要去最高人民法院汇报。”潘云波清楚地记得，到北京时天色已经黑了，下了很大的雪。

第二天，国务院相关部门召集最高法院和北京、上海两地高院，一同参与和世行专家的磋商。

全英文的海量信息涌入，屏幕上是一列又一列数字，世行专家不断强调，磋商只是了解改革措施，最终评估是面向市场经营主体的调研。

“我们坐在那里，突然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参与到世界的竞争中，那种使命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北京依然下着大雪，但潘云波说，外面很冷，心里很热。

从北京回来后，潘云波和彭浩立即着手编制《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的实施方案》，在2018年元旦后的第一天，上海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众介绍这份“1.0版”的实施方案。在这一年世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上海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数排名全球第一。

今年年初，“4.0版”实施方案发布，从“1.0”到“4.0”，每一版实施方案都切切实实推动着法院改革工作。

上海高院商事庭营商环境团队的成员记得，2019年与世行专家磋商时，提及上海法院探索的“随机自动分案”机制，专家们一下子来了兴趣，询问了1个多小时。《营商环境报告》认为，这是“执行合同”里的“世界最佳实践”。

潘云波反复说，这样的进步不仅仅由商事庭完成，而是全院各部门、全市三级法院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数字代表了老百姓对法院工作的感受，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要牢牢抓住营商环境全球评估的契机，真正推动司法审判各方面的进步，这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

“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划‘5.0版’了，”潘云波的办公桌上，放着很多近期打算提交党组审议的材料，“以后还有‘6.0’‘7.0’，会一年一年地做下去。”

激荡不止三十年

商事审判的难处与迷人，都源于时代，

永远不会到头，永远充满希望。

今年是潘云波进入法院的第三十年。

回头看向自己的三个十年，潘云波说——不虚此行。

《激荡三十年》里写：“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锋，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大江大河奔涌向前，商事审判伴随时代浪潮，也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面向世界。

“2001年，中国加入WTO，新类型案件慢慢都出现了，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相关的委托理财案件、适用《公司法》的案件等等。”潘云波三十年的职业生涯，有二十多年属于商事审判，“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再往后，‘互联网+’案件、涉外商事案件越来越多地进入商事审判。”

在上海高院的这几年，营商环境、破产审判、服务保障上海自贸区和临港新片区建设……潘云波说，我们做了很多此前没有做也做不了、没有想甚至不敢想的事。

在采访中，潘云波鲜少用“我”，绝大多数时候，他说的是“我们”，或是“团队”“组织”，“我看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价值不在于个体，而产生于与世界的关系’。”

他坚持个案矫正的力量，但他更坚持集体智慧才能避免个案偏差造成的风险：“金融领域刚刚发展的时候，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当时金融机构喊出的口号是‘买者自负，愿赌服输’，后来慢慢改了，叫‘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都是通过个案慢慢矫正的，离不开一代代商事法官的专业和坚持。商事审判的功能就在这里，它的魅力、它的挑战、它的职责、它的担当都在里面。”

不是没有过艰难的时刻，“有时候会一个人静坐、一个人发呆，或者到黄浦江边看江景。”潘云波很快停止了对情绪的琢磨，“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能够解决问题，把这个任务完成，而且还要出色地完成，这是排解压力最好的方法。”

静中有猛兽，热里能藏冰。时代和岁月赋予他的，被牢牢包裹着，很好地存放在壳里。

谈商事审判时，是他最放松的状态。

他还记得自己刚开始办理商事案件的第一个月，结不了案的焦虑、自我怀疑，和第一次调解成功的惊喜。

那是真实可感的喜悦。

潘云波觉得，商事审判的难处与迷人，都源于时代，“永远不会到头，永远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