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曹景行父是谁…

曹聚仁。

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这样，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会发现过去不放在心上的许多事情，原来是那么有价值、有意思、有趣，会因为当年的少不更事而一次次追悔莫及？

最近的一次是为了我的初中，一所早就销声匿迹的学校，大概只有区教育局档案室里还可能找到几叠尘封的记录。它叫上海市静安区长江中学，我必须写出全名，因为现在上海有了新的民办长江中学，就在崇明长江农场，比我们学校当年的名声要响亮许多。在百度上键入“长江中学”，全国各地还有好多，就是极难找到我读过的这所，好不容易只发现两年前某位上世纪五十年代老学长发的一条帖子。

可以说，除了当年的老师和学生，已经没人知道上海曾经有过这么所中学。可悲，但想想也不奇怪。我1960年夏天拿到长江中学入学通知时，就懊丧了好多天，因为她属于静安区最差的学校之列。有位同班女生也考得不好，分到另一所也很差的学校，就在我家附近，想同我交换。但我宁可跑远一点去长江中学上课，免得经常碰见邻居熟人。

至于我自以为还不错的作文为什么会考砸，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大概见到题目“难忘的事情”就写了九岁那年如何坐飞机从北京回上海，让阅卷老师觉得我喜欢瞎编自吹，给了个低分。好在家人没给我责难，父亲远在香港鞭长莫及，妈妈大概知道不管学校好坏我还是可以把书读好的，并不怎么担心。暑假结束了，我开始成为中学生。

长江中学总部在北京西路近江宁路口的一栋灰色老楼，好多个班级挺挤的，似乎连像样的操场都没有，要在顶楼平台或马路边上体育课。好在我们那一年的初中生都安排到南阳路分部上课，那是一座独立的小洋房，连带一个还算像样的操场。隔墙就是南阳公园，虽然不大，对我已是意外的惊喜，足以抵消掉一大部分别人对长江中学的“差评”。

初中三年在这条不长而安静的小街上过去了，没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就去了别的学校读高中，离开时几乎头都没回。等到几十年后故地重游，我才不得不带着一种近于忏悔和自责的心情，去寻找既熟悉又陌生的南阳路上深藏的故事。那时我才发现，初中三年我等于泡在上海近代史的名人住宅博物馆当中，居然完完全全一无所知。

学校在西康路与铜仁路之间的南阳路南侧，校门右对面有一个大宅子，好像是什么公家机关。我们吃了午饭逛完南洋公园常会顺带进去兜一圈，挺大的院子里有水池子和常晒着东西的假山石。六七年前我参加拍摄的一个电视专题片举行首发式，通知我去南阳路某某号的贝公馆，到了门口我发呆了：这个地方原来就是贝聿铭的老家！

当然，那个时候不会有人说起贝聿铭，同样也不会有人说起邬达克。出校门左转没多远就是铜仁路，往北京西路方向马路对面就是再熟悉不过的“绿房子”。它是今天上海保留建筑中经典的经典，有“昔日远东第一豪宅”之誉，原为贝家女婿吴同文的住所，也是设计师邬达克留给上海的最后一件作品。这些都是我今天看了介绍才有所了解。

以前在“绿房子”外面走过不知多少次，从来没有机会进去看看，只是因为它的绿色外墙和弧形线条，印象比较深刻。查一下资料，今天南阳路上保留下来的那些洋房，每栋都有非同一般的来历，当年在我们眼中只是住了好多人家的普通旧房子，从不关心旧主人是谁。如果知道，应该也会视作“剥削阶级”一类的反派角色予以鄙视。

不过，我们对身边的革命历史也不怎么注意。像我们长江中学的隔壁就是爱国女中，两所学校当时名声差不多，学生倒也互不往来，至少我一次都没进去过。实际上，1901年蔡元培创办的这所学校，一直成为左翼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先父曹聚仁二十出头初到上海，就由邵力子先生推荐到里面教国文。

可惜我对此一无所知，二三十年后看父亲回忆录时后悔得直顿足，但要去补课已经晚了。上世纪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所学校都搬去同别的学校合并，南阳路南侧的老房子后来也都拆了改建，就是现在南京西路波特曼酒店的后面那部分，旁边还建了几栋高层居民楼。洋气归洋气，但比我记忆中学校精致的小楼以及隔壁优雅的南阳公园难看许多。

长江中学其实年岁比爱国女中更久。英语老师周志刚最近写了一篇回忆学校历史的文章，让我第一次知道母校曾是上海最早创办的新式学堂，本名乐群，与她的姐妹学校敬业同时成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敬业乐群”为《礼记.学记》中的古训。敬业中学维持至今，乐群却时运不济，几经搬迁合并又改名长江中学，变成一所“不起眼的三流学校”。所以在校期间从来没有老师跟我们讲过校史，大概他们也不知从何说起。

周志刚老师文章中提到的另一点，同我们学生就有很大关系：“上世纪50年代解放初，为解决师资力量，招了一批失业知识分子进私校任教，他们中有一些就成了长江的骨干教师。这批人有学历有特色，形成独有的风格。”只是我们年少无知，今天回过头来慢慢细想，才一点点找回残留的印象和感觉。

“奴奴良家女-”，胖胖的六十老人突然捏着嗓子唱了起来，引得学生哄堂大笑。那是一节特别的课程，应该是历史老师陈祖贤请来了他的朋友、专门研究中国戏曲的大家、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琛，专门给我们这班初二学生做演讲。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正说明长江中学老师确实藏龙卧虎。

周老师文章中提到了多位老师的名校学历和显赫家庭背景，“他们教学严谨，谈吐优雅，满腹经纶，阅历丰富”，很有水平又各具特色。其中我有印象的是语文老师武桂芳，虽然没有直接上过她的课。她毕业于务本女中（现市二女中），与我母亲同学；她和丈夫金性尧都是我父亲的朋友，同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年轻文化人。非常时期长江中学的老师多受到政治冲击，武老师当然也难免厄运。

我现在几乎记不得这些老师的容貌和音调，更不用说上课的细节。前几年在上海遇到一家菜馆的店主，说他父亲是长江中学数学老师，还记得我，让我十分惭愧。但那三年初中生活对我成长的影响，确实比后来市西中学的三年高中大得多也深得多。最重要的，是“三流”的教学环境对学生比较宽松，让我得到充分的时间去玩去看书，自主发展兴趣爱好，没有被钉死在书本和课堂上。

我小时候体弱，体育成绩一般，但每天下午上完两节，也会同其他男生一起冲进操场踢足球。当天的作业课间差不多已经做完，有时上课时边听边做上一节课的作业，老师也不怎么在意。踢完球结伴沿着南京西路回家，途中经过茂名路口的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一定进去还书借书。只要天还不暗下来，我还会边走路边看书一直到家。早上上课时也如此，半个多小时行路中可以看不少，只是不止一次撞上电杆，还有就是初二就戴上了眼镜。

长江中学的图书馆不大，班主任老师知道我喜欢看书，给了我市少儿图书馆的借书证。不多久，图书馆的浦老师又发现我看书既多又快，干脆让我去书库里帮着整理新书，等于让我有机会把所有的新书都看一遍。感谢老师，感谢他们在知识贫乏的年代里，让我仍然有机会浸泡在书的海洋里。

最后还是要对母校说声惭愧，尤其是当我知道您的珍贵时，您已经永久消失了。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好想回到长江中学重读一次初中，或许我的人生又会很不一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百度百科、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