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瑞特、盖瑞特400i金属探测器能探多深?

【文/ 盖瑞特·格拉夫 译/ 观察者网 傅洛拉】

在9·11之后的星期五，乔治·W·布什总统走访了纽约市的废墟，那里后来以“归零地”（Ground Zero）之名为世界所知。

当小布什对救援人员讲话时，后者通过扩音器大喊，他们听不到他的声音。随后，他转向他们，开始即兴演讲。“我能听到你的声音，”他喊道，“全世界都听着你的声音，当我们找到那些撞倒这些建筑物的人时，他们很快就会听到我们所有人的声音。”每个人都怒吼了起来。

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祈祷仪式上，小布什概述了未来任务的明确目标：“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已经很明确——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并清除世界上的邪恶。”

两天后，副总统迪克·切尼现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栏目，给出了自己的复仇承诺。“不过，我们也必须做些有点阴暗面的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告诉主持人蒂姆·拉塞特（Tim Russert），“我们必须在情报界的阴影中度过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要取得成功，这里需要做的很多事情都必须安静地完成，没有任何讨论，使用我们情报机构可用的资源和方法。”他补充说：“那就是这些人所运作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任何可用的手段。”

回想起来，切尼那天早上的评论，决定了美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对2001年恐怖袭击的反应，因为美国拥抱了“阴暗面”来展开一场斗争。它无所不包、不遗余力，是全社会、全政府的，用来针对历史上排得上号的邪恶力量之一。它很快就被称为“全球反恐战争”，用政府的话说，叫“GWOT”。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

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成为美国近期所有历史的转折点，重塑了全球的联盟关系，改组了美国政府，甚至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感觉，因为安全检查站和建筑物内的磁探仪数量激增，而防护桩像野葛一样在美国的街道上发芽。

我是一部9·11口述史的作者。我的另外两本书记录了那天如何改变了FBI的反恐行动和政府的“世界末日”计划。

今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制作一个播客系列，聚焦于那些与袭击相关的挥之不去的问题。

一路做下来，我已经采访了在袭击发生前追捕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卡桑德拉式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急救人员和袭击幸存者；当时躲在白宫地下掩体，以及后来疏散到弗吉尼亚乡村的政府官员；9·11当天与总统一起乘坐空军一号的乘客；以及十年后杀死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队员。我还采访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局的局长；中央情报局秘密站点的审讯者；以及在伊拉克那个掩蔽洞里找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人。

当9·11事件20周年之际，我无法逃避这个令人悲哀的结论：美国——既作为一个政府，也作为一个国家——在我们的反应中，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几乎在每件事上都做错了。

全球反恐战争取得了两个关键的胜利：基地组织的核心组织再也没有袭击美国本土，其领导人本·拉登在袭击发生十年后的一次非常成功的秘密任务中被追到并杀死。

但是，美国对自己目标的定义要广泛得多，而从几乎任何其他衡量标准来看，反恐战争都削弱了这个国家——让美国人更加害怕、不那么自由、更容易把自己的道德拿来妥协，并且在世界上更加孤立。

那一天最初在美国人之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团结感，现在却已成为不断扩大的政治两极分化的背景。

这个国家的失败始于袭击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后很容易看出我们是在何时如何出错的。但更难理解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好——如果有可能的话。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屈服于恐惧。

2001年9月11日最能反映问题的部分，是在世界贸易中心的第一次撞机时间（上午8点46分）和第二次撞机（上午9点03分）之间的间隔。在这17分钟里，这个国家的纯真都表现出来了。

早上8点49分，全国的电视直播了第一次撞机的后果。虽然许多看到这些画面的美国人很震惊，但仍然在早上的时候继续生活。

在纽约，通勤渡轮的船长彼得·约翰森（Peter Johansen）回忆起，他后来如何停靠在华尔街码头的终点站，每一位乘客都下船走进曼哈顿下城，尽管文件和碎片从受损的北塔上倾泻而下。

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给在佛罗里达州的小布什打电话。他们讨论了撞机事件，并一致认为这很奇怪。但赖斯按原定计划在上午9点举行员工会议，小布什则走进艾玛·E·布克小学的教室，宣传他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议程。

小布什在小学里，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在联邦调查局，新上任的局长罗伯特·穆勒实际上正在听取关于基地组织和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爆炸事件的简报，当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告知第一次撞机的消息。他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在这样晴朗的日子里，飞机怎么会撞到世贸中心。

这些沉默的反应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完全适合在那个9月早晨的美国。十年前冷战的结束据说终结了历史。今天走进比尔·克林顿在小石城的总统图书馆，会惊叹1990年代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低风险。

但是在第二次撞机，以及随后在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郊外田野的的事故后，我们的政府惊慌失措。真的没有其他词可以描述。

恐惧在指挥系统中蔓延。切尼在第二次撞机后的几分钟内被赶到安全地点。他后来反思道：“从那以后的几年里，我听到有人猜测，我在9·11之后变了一个人。我不会那样说。但我会坦率地承认，在白宫的地下掩体中目睹一场针对我们国家的、精心协调的毁灭性袭击，会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

最初的恐惧似乎是颇有根据的。专家警告说，全国可能会出现第二波袭击，基地组织的潜伏小组也会活动。几周之内，神秘的炭疽粉邮件开始袭击佛罗里达、纽约和华盛顿，有的人感染了，甚至还有人死亡。整个国会办公楼都被身穿防护服的政府官员封锁。

对普通公民而言，世界突然看起来很可怕——在情报简报室那些紧闭的大门之后，事情甚至更糟。我们国家领导人依靠对情报的仔细筛选来做出决策，但这套失败了。对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未能把点点滴滴联系起来”的批评盛行于世，此后，每个人都分享了一切——每一条线索似乎都被视为事实。

詹姆斯·科米曾在9·11后的某些疯狂时期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他在2009年告诉我，他对每天出现在总统办公桌上的未经证实的情报感到震惊。

“当我开始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相信那些情报信息像一条巨大的消防水带，从美国政府的底层往上传，随着它一层一层地上升，逐渐减少，直到在最顶层，总统可以直接引用这股清爽、细小的泉水，”科米说，“我震惊地发现，在9·11之后，消防水带只是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每天早上，消防水柱都击中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司法部长，然后是总统。”

根据9·11之后不久的一份报告，恐怖分子成功地走私了一枚核弹，隐藏在匹兹堡和费城之间的某列火车上。事实证明，这条线索来自一位线人，他在乌克兰的一个洗手间里误听了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换句话说，来自一场可怕的全球范围内的“听电话，别传错”游戏。数周后，小布什会在简报会议上问：“这是又一起乌克兰小便池事件吗？”

甚至被证伪的阴谋情节也增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被一个阴暗的、无情的、到处存在的敌人持续不断地攻击。

小布什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实施了9·11袭击的极端主义组织，其成员身份是可以识别的，其意识形态是独特的，而且只是利用了美国安全系统中可修复的缺陷。相反，他们让国家开始了一项模糊的、最终是灾难性的探索，以让世界摆脱“恐怖”与“邪恶”。

当时，一些评论员礼貌地指出了倾向于这种模糊概念的危险，但被9·11事件所震惊的美国公众似乎渴望一个怀有更崇高目标的大胆回应。

记者罗伯特·德雷珀（Robert Draper）写了本新书——《开始战争》（To Start a War），讲述了小布什政府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的谎言、迷惑和自欺欺人的历史。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在9·11的余震中，摇摇欲坠的美国发现自己靠那些直言不讳的强势男性稳定了下来，他们眼角带着皱纹，有着镇定自若的确信，那似乎是全国恐慌的唯一解毒剂。”

第二架飞机于9点03分撞击大楼，在全国数百万台电视机上直播。这一撞，揭示了美国人对我们世界的理解存在巨大的鸿沟，在任何事情、每件事情上都存在——谨慎和偏执、自由国际主义和报复性军国主义，中东民主化的使命和军事僵局中越来越无意义的作战。而这些可能会以共同的国家目标的名义倾泻出来。我们领导人的极度恐慌和我们敌人在组织上的不规则性，导致了一系列悲惨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寻求正义。

在9·11之前，美国有一套深思熟虑的、符合宪法且经过验证的针对恐怖分子的剧本：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可能被发现的地方被逮捕，在常规联邦法院受审，如果被定罪，则被送入联邦监狱。

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主谋？在巴基斯坦被捕。1998年炸毁大使馆的人？在肯尼亚、南非和其他地方被捕。

就在9·11当天早上，在瑞典，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了一名与袭击科尔号驱逐舰有关的基地组织策划者。

对新袭击的策划者和共犯的追捕，本可以在民事法庭进行类似的处理。法庭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将向世界展示，即使是最恶劣的邪恶分子也能在法律下得到合理公正的对待。

相反，在2001年11月13日，小布什总统在一项行政命令中宣布，那些在反恐战争中被围捕的人不会被视为罪犯，甚至不会被视为战俘，而是作为模糊类别的一部分，如后来众所周知的，被称为“敌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s）。

虽然公民自由主义者警告说前方有一条黑暗的道路，但美国人面对新方法的问题似乎不仅不屑一顾，而且还接受了无拘无束的对恐怖分子的回应方式。

《反恐24小时》是一个地缘政治生活倒过来“模仿”好莱坞的奇特案例。就在布什为反恐战争定下新基调时，基弗·萨瑟兰的这部反恐剧首映。该剧分秒必争的倒计时剧情和频频越界的主角告诉美国人，制止邪恶意味着做恶，折磨嫌疑人会有所得，并能挽救生命。福克斯的这部剧大获成功，其生动的暴力和酷刑是吸引观众的一个关键卖点。

在该剧首映后的几周内，中央情报局实际上采用了萨瑟兰的方法。该机构在世界各地设立“秘密站点”，关押恐怖嫌疑人并强迫他们开口。

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创建了关塔那摩监狱，并公开庆祝。他主张，古巴的这一小块土地超出了美国法院、人身保护令和正当程序的管辖范围。

政府将经验丰富的FBI审讯人员从组里剔除，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未经训练的军人和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人员。

间谍机构从外界聘请了心理学家，他们设计了残酷且科学上并不可靠的技术——包括殴打、强迫裸体、饮食控制、感官剥夺，将囚犯锁在压迫性的位置数小时，将他们关在模拟棺材中，剥夺他们的睡眠，把他们往墙上扔，并对他们施以水刑——美国称之为“强化审讯”，其他人都会称之为酷刑。

所有这些都不是在《反恐24小时》举世闻名的倒计时剧情里进行的；这些审讯大多在囚犯首次被拘留后数月甚至数年才开始。

9·11事件发生20年后，尚不清楚这些酷刑项目是否产生了一条有意义的情报。美国参议院的一项调查后来确认，酷刑被用于数十名由中央情报局拘留的人员。

我们在关塔那摩折磨了被中情局拘留的人，以及“敌方战斗人员”，无论他们看上去是否掌握有用的情报。类似的虐待发生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狱警对囚犯进行性虐待和羞辱。

这个时代的道德污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最终演变成残酷的伊斯兰国，后来用这个形象来对付我们——让他们自己的囚犯穿着关塔那摩般的橙色连身衣游街。

然而，无论如何，美国领导人继续接受这种方法。米特·罗姆尼竞选总统时承诺“再来一个关塔那摩”。军队或中央情报局的任何高级官员，都没有对以我们的名义造成的死亡、堕落和虐待负责。恰恰相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甚至将曾在泰国监管一个秘密站点的吉娜·哈斯佩尔提拔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与此同时，将恐怖主义案件从传统的联邦法院移出并将其送交军事法庭，仍然没有为9·11受害者的家人带来任何了结。到目前为止，坐在关塔那摩的所谓的9·11策划者都没有受到审判。

哈利德·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据称是袭击的策划者，军事法庭对他及四名共同被告的诉讼程序，仍处于预审阶段。审判可能会在明年开始——或者在未来更久远的某个时间开始。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古巴维持一座关押中老年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监狱，它已计划将在未来几年把养老设施和临终关怀加入监狱。这个信号表明，军方承认正义不会很快到来。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相比之下，传统的联邦法院多年来在审判恐怖主义嫌疑人方面被一再证明是成功的，其中包括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他是9·11事件中唯一被定罪的同谋者。

在国内，我们以错误的方式改组了政府。

在9·11袭击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严重的政府失能开始成为焦点。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忽视了这个阴谋。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机构间的嫉妒阻止了情报共享，这类共享本来可能会扰乱迫在眉睫的攻击。中央情报局甚至知道其中两名劫机者，是已知的基地组织特工，就在美国境内。

次年3月，佛罗里达州的一所飞行学校甚至收到了移民归化局的通知，称它已经批准了9·11劫机者中两人的签证，其中包括头目穆罕默德·阿塔。

美国的情报、反恐和执法系统需要彻底改革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在最初的一些不情愿之后，布什政府接受了围绕“国土安全”的自上而下的联邦政府改组。在袭击发生之前，“国土安全”这个词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

政府改组的某些方面被证明是成功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国家反恐中心和司法部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处，总体上都在政府内部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最大的变化，即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改组——国土安全部的成立，一直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国会将有政治色彩的移民和边境安全机构，与毫无争议的应急管理项目，硬塞到同一个部里——这种设置使后者被忽视。

但除了有缺陷的官僚结构和组织图之外，国土安全部还带着错误的基因。与司法部不同，它没有植根于尊重法治的制度文化。新部门没有浸淫在美国自由和开放的传统里，成立它的目的，就是通过“它会伤害我们吗”的视角来看待一切。

这种腐蚀性的心态在移民和边境控制问题上变得尤为明显，因为欢迎新公民、新家庭的文化转变为质疑和怀疑的文化——尤其是如果你碰巧有深色皮肤。

国土安全部帮助建立了数十个所谓的国家融合中心（state fusion centers），这些很少受到审查的实体表面上促进多级政府之间的情报共享，但实际上针对的是例如反战组织成员等远非恐怖分子的人。

该部门还加快了地方和州警察部门的军事化进程，这些部门将自己重新塑造为美国本土恐怖袭击的潜在的一线响应者。数十亿美元的国土安全部资金涌入美国的城市和小镇，加上五角大楼的项目，为警察提供了战争武器——重装甲军车、步枪、榴弹发射器和其他战术装备。

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国家的警察从当地的守护者转变为全球反恐战争的战士，在警官和他们巡逻的社区之间造成了更大的距离，并加剧了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紧张局势。

同样，移民和海关机构在9·11之后形成的激进的、政治化的执法方式，引发了以“废除ICE”为主要形式的反击。（观察者网注：ICE即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只有二十年前那个星期二早上9点03分的震惊，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像弗兰肯斯坦制造怪物那样，拼凑了这么一个内阁部级机构来抵御恐怖分子。

国土安全部的一个部门，即新成立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经历了一次迅猛的扩张，但执行的情况如此糟糕，以至于该机构成为与墨西哥边境邻接地区主要的腐败威胁。新的特工和官员，还没有完成对他们的背景调查，就被派了出去。（“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一位CBP专员在2015年告诉我，“我们后来发现，确实雇佣了卡特尔成员。”）

即使在今天，CBP仍将其使命称为“在促进合法的国际旅行和贸易的同时，将恐怖分子及其武器拒之门外”。但随着移民因为躲避暴力而逃离中美洲，它的特工发现自己主要在南部边境从事相当于人道主义任务的工作。资源、培训和人员的这种不匹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国土安全部员工的士气远低于整个联邦政府。

去年夏天，在围绕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抗议活动之后，国土安全部的特工和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胡作非为。联邦官员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街道上抓走公民，然后把他们塞进没有标记的出租货车上。此类事件过于鲜明地揭示了在全国焦虑的时刻创建新的执法官僚机构的危险，实际上是将恐惧永远写入法律。

在国外，我们挥霍了世界的善意。

在9·11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一个罕见的亮点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袭击我们的反应就像是他们也受到了袭击一样。但从那时起，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所采取的几乎每一步都让我们失去了朋友。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犯的军事和外交错误事后回想起来是如此明显，而且其他人已经如此彻底地记录下来，因而无需在此赘述。

在阿富汗，一开始似乎注定是一场非凡的胜利。在我们入侵的几周内，也就是2001年秋天，美国正在赢得一场有限的、集中的战争，但小布什政府转而入侵伊拉克。这一战争决策的正当性并不明确，和政府的许多其他决定一样，基于糟糕的情报和散布恐惧。尽管在两国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而且流了太多的血，但在伊拉克的崩溃也导致了在阿富汗的失败。

同时怀着愤世嫉俗的情绪与对现实政治的考量，我们依赖盟友——尤其是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这让我们的战斗更加血腥，代价也更高。他们自己的官员资助甚至窝藏了我们正在打击的恐怖主义网络。这些国家残酷腐败的政府道德败坏，以至于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招募新成员的海报。

在阿富汗，我们与可怕的人——掠夺社区，洗钱，偷走美国纳税人的钱，贩运毒品，与我们应该与之战斗的人进行幕后交易的军阀和腐败政客——共同“奋斗”。

在阿富汗总统的兄弟于2011年被暗杀后，《卫报》称阿富汗南部的“黑手党”是“腐败、奸诈、无法无天、自相矛盾、屈从的和迷人的”——而这甚至还不是那个因涉嫌腐败而被美国检方积极调查的兄弟。我们纵容强奸儿童，我们支持的政府从不反映人民的意愿，而且在本国公民看来如此不合法，以至于随着今年夏天美军撤出，它在几天内就垮台了。它的领导人是最先逃离的人之一。

我们选错了敌人。

值得记住的是，小布什总统最初努力确保打击基地组织的斗争不被视为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美国的敌人不是我们的许多穆斯林朋友，”他在2001年9月20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前的全国讲话中说，“不是我们的许多阿拉伯朋友。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支持他们的每一个政府。”

但他也扩大了斗争范围，包括击败“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个恐怖组织”，并将其扁平化为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他在对美国人民的讲话中宣称，“美国人在问，‘他们为什么讨厌我们？’他们讨厌他们在这个会议厅看到的东西：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投票和集会自由以及彼此不同意的自由。”

时间，加上基督教福音派领袖和保守派政治家的激烈言论，混淆了美国并未与伊斯兰教交战的信息，特别是当美国对基地组织成功的打击，演变成一场针对诸如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斯兰国等的长期战斗。

仇外心理很快压倒了领导者心中“好天使”的那一面，尤其是在右翼。这场战争开始时，针对的是可识别的特定意识形态团体——那些人被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所谴责，其成员可能只有大约一百名铁杆信徒，却演变成一场更广泛的打击“恐怖”的斗争，额外的怀疑会落在成千上万，然后是数十万人的头上。

尽管反恐战争迅速削弱了任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使他们无法再进行像9·11那样重大、令人惊叹的袭击，但它所创造的心态毒害了美国及其政治。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激增——针对锡克教徒的仇恨犯罪也激增，因为人们太懒惰或有过多敌意，根本不想去理解其中的区别。

在随后几年，仇视伊斯兰教的培训将在FBI和军队内部激增，至少直到它们被媒体曝光为止。2008年，共和党发言人错误地暗示巴拉克·奥巴马是一名隐秘的穆斯林——仿佛仅凭地球上十亿人所信奉的这种信仰，就应该取消候选人的资格。

对穆斯林的妖魔化助长了唐纳德·特朗普欣然接受的“出生主义”，他借此进入共和党基层的心灵，赢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利用一个引发对移民恐惧的平台——伊斯兰国和恐怖分子——赢得白宫。

与此同时，尽管最初谈论的是将邪恶从世界上驱逐出去，但全球反恐战争似乎只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这导致忽视了其他积极杀害美国人的威胁。

自9·11事件以来的20年里，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死于大规模枪击案的杀手们——而不仅仅是那些我们在2001年发动战争所要反对的人。受害者包括教堂、犹太教堂和寺庙里的礼拜者；在购物中心、电影院和沃尔玛里的人们；大学和社区学院的学生和教师；护士学校的教授；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孩子；阿米什学校（观察者网注：阿米什人自18世纪初迁居美国至今，一直恪守古老的宗教传统，远离和规避主流社会与现代文明）和明尼苏达美洲原住民保留地的儿童；近60名音乐会观众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窗户被机枪打死。但这些屠杀都不是由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打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

自9·11以来，被国内恐怖分子杀害的美国人多于被外国恐怖分子杀害的美国人。政治压力使国家安全官员无法将注意力和资源重新集中在白人民族主义者、武装民兵和其他因反恐战争的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而激发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上。

两次撞机之间的那17分钟延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上班路上的人抬头看着从北塔升起的浓烟，仍然继续他们的一天——体现了今天完全无法辨认的那个纽约和美国。

和这个场景做下对比：2019年夏天时代广场上，一辆摩托车回火了。人群逃离；仅仅听到一声长长的爆炸声，成千上万的人就会逃命。我们在9·11之后做出的选择腐蚀了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我们是一个可怕而分裂的国家。恐惧加剧了分裂，而枪支销量猛增。

CBS报道回火事件的视频截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发现自己正在与一个躲在暗处的、不断变化的敌人进行另一场战斗。在过去的18个月中，冠状病毒每三天杀死的死亡人数相当于9·11事件的死亡人数。总死亡人数超过了怀俄明州的总人口。

美国政府的反应至少有一部分是堪称典范的：创新和有效的抗病疫苗已经开发、批准并以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免费提供给大多数美国成年人。然而，新冠病毒危机非但没有将我们拉到一起，反而将美国人推得更远。历史学家总有一天会研究这一刻，并想知道我们的社会如何变得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无法应对一场危机，从技术上讲，我们本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不幸的是，答案很简单：我们面对当前的危机时几乎没有9·11事件最初创造的希望、善意和团结，而这一现实与2001年时主导美国对袭击反应的恐惧和怀疑密不可分，并产生了长期的悲剧后果、愤世嫉俗的选择和有毒的政治。

二十年后回首，我无法逃避的结论是，我们在9·11后最终与之战斗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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