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苏小和 百度百科

苏小和

说起1992年，人们理所当然想到的是邓小平南巡。但是站在市场经济理论的维度上考量，这一年最大的事件，应该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多年以来，经济史学界几乎都愿意把1992年和企业家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的确，从国家经济层面的法律文本来看，1992年，至少有两部与公司建构有关的条款出台，《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这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而另外一个醒目的社会学现象，正是大量的官员、知识分子在这一年纷纷辞职，离开朝九晚五的工作岗位，主动奔向市场。

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带来了许多制度性的意义、文化性的意义以及市场性的意义。

所谓制度性的意义，在于这一年，很多人开始接受政府的管理和市场的运行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经济的发展应该遵循政企分开的经济学常识和市场化观念。的确，1992年是这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有意识地部分退出市场领域的一年，或者说，1992年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开始进入实质性发展的一年，一个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企业家开始走向市场的舞台，企业家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最瞩目的明星。这在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上，能够得到合理解释。熊彼特坚定地认为，只有企业家才能推动市场创新的发生和发展。

所谓文化性的意义，主要是指这一年，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官本位思潮，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学而优则仕，人们普遍以追捧权力为人生原则，1992年，这样的千年文化传统似乎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以至于竟然有人愿意放弃官僚阶层的生活，主动奔向市场，成为接受市场自发秩序和竞争秩序的企业人员。

所谓的市场性意义，则是指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建设进入到了一个由前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主导的时代。要知道，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企业家的主要构成人员，都是“文革”时代传承过来的社会闲散人员，乡镇社会里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农民。前者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私人企业，而后者则构成了第一批乡镇企业。也就是说，在至关重要的产权意义上，1992年兴起的企业家阶层，在1949年计划经济体制被反思后，才第一次出现在市场的秩序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社会选择理论”指出，在正常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是自身责任的承担者，不必完全依赖政府。因为这种深思熟虑和创业激情下的自主合作，使得1992年以来，大批企业茁壮成长。

根据周其仁先生基于经济史范式的解释，92派企业家的出现，乃是与现代公司制度相关的企业史事件。一系列知名企业的创业及其后续发展，都能证明这个结论。

这种企业家精神，必会拓展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家精神。对晚清社会企业家张骞的观察，能让我们对1992年后中国市场文明的拓展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有更为长远的思索。

（作者系知名财经作家，著有多部企业史和经济史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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