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研讨会在南通召开 华建敏出席并讲话

2016年9月5日是中国首个“中华慈善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江苏省民政厅主办、中华慈善博物馆承办的研讨会在南通召开，共同探寻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之路。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从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名誉会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主持会议，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侯学元致欢迎辞。来自全国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江苏省民政厅、南通市人大常委会、中华慈善博物馆的代表共40多人出席会议。

华建敏名誉会长在讲话中指出，慈善是一门伟大的事业，也是一门伟大的学问，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要在法制、体制、机制内解决问题。要充分认识发展慈善事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慈善事业可以提升精神文化与社会文明水准，既是物质文明，又是精神文明，也是制度文明；另一方面，慈善事业可以调节社会分配，助力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他还强调，做好慈善，要牢记“慈爱在心，善行天下”，要抓住《慈善法》实施的大好机遇，加紧推进相关制度完善和促进慈善事业大发展，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同时也要让慈善事业成为共建共享的基本途径，形成人人参与、社会团结的大好局面。

郑功成会长在讲话中强调，要用法治手段来引领慈善事业大发展。他指出，慈善事业是我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不仅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准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举措，也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慈善法》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传统意义的中国慈善事业自此将走向法治化的现代慈善，也拉开了我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序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他还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切实贯彻落实《慈善法》的精神与规制，尽快使法律的规定变成大众参与的社会行动。

南京大学教授童星、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林义、西南大学教授张文、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王文涛、西北大学教授席恒、南京大学教授林闽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谢琼、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鲁全、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栗燕杰、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曹信邦、中华慈善博物馆馆长陈坚等15人在会上先后做了专题发言，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南京大学童星教授认为慈善事业的法制化、专业化是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的重要标志。慈善法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通过，是国家的总体考虑，顺应了现代慈善的需要。慈善事业的发展应与共享发展的理念结合。慈善法规定的慈善活动内容更丰富，并突出了社会服务机构，不仅解决了中介组织的问题，更适应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法律条文规定还比较原则，管理、监督、授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浙江大学何文炯教授认为，大慈善，即从精英慈善到大众慈善，是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的重要标志。当前，有必要、有条件改变传统的富人慈善观念。一是服务型政府需要政社合作，为社会参与提供了发展空间。二是民间慈善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慈善的发展需要返璞归真、回归人性，重建信任，完善规则。培育人心向善的社会，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目前，公众参与慈善的理性还不够，慈善组织的发育还不成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要营造人人可为的慈善文化。

西南大学林义教授认为以儒释道慈善文化观为主导，吸收中国传统各家慈善文化观，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慈善文化思想和体现中国以义庄、养老、育婴、实医等形式的慈善救助制度载体，明显不同于欧美现代慈善的方式及特征。慈善文化的复苏仍然从根本上制约着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慈善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和融合。慈善的制度化形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则有很大差异。但慈善本身将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只能是以本土文化为核心而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消化，呈现出更显生机和活力的慈善制度载体及形式，如果未能充分吸收和体现本土慈善制度运行的文化土壤，那么制度运行可能在相当时期内出现低效和混乱局面。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等在深层次上制约并影响慈善的制度构建和制度运行。慈善制度得以有效运行并能够长期延续，应该是行为模式获得了长期的文化认同，有其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基础。对丰富的传统慈善的制度资源的挖掘、继承与创新，赋予其在新时代的制度内涵和制度化保障功能，则构成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制度资源。慈善文化和慈善事业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民族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也是民族振兴的内在要求。因此，融合创新慈善文化，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应当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要素。

西南大学张文教授分析了中国古代慈善的源流与特征，他认为慈善是人类社会分配制度的一种，属于道义分配。从考古学角度看，自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贫富差距和一定的私有观念后，氏族成员间的财富共享行为就带有慈善的意义。从文献角度看，西周时期正式出现慈善，其表现形式为宗法制下的血缘性救助和互助。此后，中国古代慈善又经历了三个时期：战国秦汉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纵观中国古代慈善的起源与变迁，呈现出血缘性、乡土性、世俗性、功利性、脆弱性、持续性六个主要特征。血缘性贯穿中国古代慈善活动的始终，成为慈善的最核心的内驱力；乡土性是贯穿中国古代慈善活动的另一条主线，是慈善的另一主要驱动力；中国慈善的内驱力注定了世俗性特征；期待回馈或获取声誉的意图和基于阴德思想而展开的慈善行为，呈现比较明显的功利性；中国古代慈善呈现出显著的脆弱性，每每随着社会变迁阶层变动而解体；但中国古代慈善的主要动力机制——血缘性和乡土性又带领慈善活动不断顽强重建，因而从一个长时段看，具有显著的持续性。

河北师范大学王文涛教授认为中华慈善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先秦诸子的慈善思想，以孔孟、墨子和管子为突出代表。孔孟慈善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爱人”。管子提出的“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包括了对老人、孤寡、儿童、穷人、病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赈济以及灾害救助等内容。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关爱互助，扶危济困。《周礼》中的“保息六养”和“荒政十二”是最具华彩的慈善救助内容，一直为后世所称道和继承。汉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流，佛、道等为支脉的传统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慈善思想的来源。“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最早载录，就出自三国时期翻译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尽管儒、释、道关于慈善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义理相近，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民众以及人类共通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慈善主体已经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过程。在世袭制宗法社会，从最初单一的国家慈善到以国家慈善为主、宗族慈善为辅；战国时期，民间互助自救逐渐成为慈善的重要内容；宗教慈善在东汉时随着佛、道二教的传播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慈善和宗族邻里慈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宗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

西北大学席恒教授认为慈善事业中个人内化与自觉的“仁慈心”行为，能够有效弥补了社会保障制度中刚性规则的功能性“失灵”。慈善事业的发展要实现“双循环”与“双保护”, “双循环”，是要资金募集和服务并行，实现资源动员系统（筹钱）与服务提供系统（做事）的相互交织又相对分离。“双保护”，就是要对施助者和受助者都要予以保护, 使得施助者在实施慈善行为、满足利他动机的同时不损害其私人利益，受助者在获得慈善受益的同时规避过度慈善与“表象”慈善的损害，使得慈善行为的边际利益最大化。慈善事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国家治理提供参与主体，以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收益共享；二是为国家治理提供合作治理的理念，通过慈善事业动员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形成与政府间的有效合作；三是为国家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工具，以其善念、善言、善行、善果实现国家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利益均衡及“权力”与“资源”的合理分配。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是激励与规制。

南京大学林闽钢教授指出传统慈善筹资的主要方式是三义、街头劝捐、信件、电话募捐、主题活动、专业信托等，互联网的出现使慈善筹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起到了使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互联网慈善筹资呈现出便利、透明、安全、互动与体验性强等优势，显著强化了民众的捐赠意识与捐赠行为。捐赠人的捐赠意愿、求助者的慈善需求和慈善机构的公益项目三方能够良好地衔接，并以合理的方式把宝贵的慈善资源配置、递送给最需要帮助的人，提升了慈善的专业性与效率。慈善本质是一种权利，互联网使慈善筹资自主性、平等性、多元性、专业性、公共性，而这正是现代慈善特征的萌现。因此，互联网是推动中国现代慈善发展的动力之一。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杨思斌教授认为慈善法为运用法治思维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标准。运用法治思维开展慈善活动需要重点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运用法律逻辑和技术分析慈善问题，正确把握慈善的概念。第二，守住合法性底线。慈善法规定了开展慈善活动需要遵守的 “底线”，违反了这些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第三，厘清公权和私权的界限。“法定职责必须为”，民政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职责。 “法不禁止便自由”，在法治的框架下，慈善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慈善创新。第四，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慈善法规定了慈善活动参加者的权利义务，而且贯彻了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第五，遵守法律、慈善组织章程和协议。第六，遵循正当程序。凡事讲程序，慈善活动参与人作决策、办事情的步骤、方式、时限等要考虑是否符合慈善法规定的程序要求，避免程序违法。除了慈善法以外，还需要加快制定完善的慈善法配套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这样，才能为运用法治思维开展慈善活动提供更明确的规范依据。增强社会成员的慈善法律意识，发挥司法在慈善法实施中的作用，建立激励机制，加强社会监督是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开展慈善活动能力的基本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谢琼研究员认为应当将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法定社会保障制度有机地融合起来。首先，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都是基于公益、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具有相通的价值取向，如果能够融合起来共同发展，一定会取得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相互需要。慈善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政府给予制度通道，并为其参与扶贫济困、社会福利服务等提供平等分享公共资源的机会；社会保障制度同样离不开慈善事业的支持，如扶贫济困目标的实现需要调动社会资源，老幼妇残等服务更依赖慈善组织的服务来支撑。如果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既放大了公共资源的福利效率，又有效地扶持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并能够弥补对方的不足。再次，国家还要为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融合发展创造条件，特别是政策条件，尽快落地《慈善法》中规定的对扶贫济困慈善活动实行特殊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明确政府购买慈善组织服务的操作程序等。

中国人民大学鲁全副教授认为现代慈善事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往往和企业类似，包括筹资、项目管理、服务递送、绩效评估等，可以用企业的运行方式提供公共领域的服务。现代慈善事业也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与西方基于业缘关系和宗教不同，而主要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因此，在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的过程中，传统的文化因素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重要体现。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按照专业化的原则，进行进一步的专业分工，区分基金和和社会服务组织的功能，并通过招标、服务购买等方式形成内部市场，联结筹资方和服务提供方，提升专业化水平，尤其是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栗燕杰认为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着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的不足，慈善促进已成各界共识。但与此同时，慈善促进的法规政策，在文本、实施层面均暴露出一些不足乃至弊病。其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慈善促进的区别对象仍较为严重。一些地方对带有官方色彩的慈善组织和纯粹民间运营的慈善组织区分“亲疏”、身份等予以差别对待。二是慈善促进的相关优惠措施难以取得。一些慈善组织感受到了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声音，却并未获得扎扎实实的好处。三是慈善促进存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形。在个别地方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和大灾大难之时，所谓“逼捐”、“索捐”等现象，屡有发生。四是诸如双重管理、业务单位体制、管理成本、从业人员工资福利、年度公益支出等方面的规制，妨碍到慈善促进效果甚至损害慈善事业发展。因此，应构建从传统促进政策到法治化的慈善促进理念。首先，激励举措理应依法公平普惠，尽可能避免区别对待。其次，慈善监管应科学适度、不枉不纵，既要避免监管不足更要避免监管过度。下一步，慈善促进法规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应注重完善国家税收与行政收费减免、互联网＋背景下对网络募捐适度容忍与放开、群策群力开慈善事业资金之源，提升慈善促进的可操作性。

南京财经大学曹信邦教授认为公众参与慈善不足的根源在于慈善文化，要传承慈善文化，发挥引导、教育的作用。一是要把慈善教育作为全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幼儿抓起，引导爱心，用慈善人物的榜样力量引导人心向善。二是在高等教育里面，将慈善思想、慈善文化纳入通识教育课程及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等专业课程中。三是政府加大慈善相关教育投入，形成人人可为的慈善氛围。

中华慈善博物馆陈坚馆长提出，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主要有8个方面的标志。一是内容上的广泛化；二是依据上的法制化，有法可依；三是参与主体的全民化；四是目的上的互惠化；五是载体上的组织化；六是运行上的规范化；七是手段上的信息化；八是环境上的宽松化。慈善文化不能割裂，需要继承和创新，汲取营养。一要从传统中科学的汲取，二要从实践中汲取思路，三是从治理中汲取理念。精英情怀在古代慈善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要重视弘扬中国传统的精英、乡土文化、乡绅文化。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应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与会者一致认为，《慈善法》的正式实施，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依据，它预示着慈善事业的春天即将到来，但要真正促使慈善事业大发展，还需要多管齐下，包括更加健全的法制保障与系统化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弘扬慈善文化并改造不利于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舆论氛围，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促使政府资源与民间资源有机结合，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在研讨会举行之前，与会嘉宾还参观了于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日开馆的“中华慈善博物馆”。据悉，“中华慈善博物馆”是首家国家级慈善专题博物馆，位于清末状元、近代著名慈善家、中国首家公共博物馆创立者张謇先生创办的大生纱厂旧址，占地面积达2654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4548平方米，总投资2.78亿元。博物馆分为慈善思想、慈善历程、慈善组织、慈善人物、当代中国慈善事业、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的慈善事业等6个展区，充分展现了中国2000多年的慈善发展历程，传递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慈善传统，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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