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人论坛谈中国经济：少点税负，多些市场

9月16日，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

楼继伟、吴敬琏、杨伟民、白重恩、林毅夫、盛洪……一大批政经界以及学术界名人出现在论坛上。

高杠杆率的风险该怎么避免?如何在减杠杆的同时稳定经济发展?改革还有哪些短板……

就跟我们来看看，这些大咖发对中国经济现状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吧。

马建堂：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国研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称，社会上都在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要有一个让人吃定心丸的改革项目，那应该就是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

近段时间，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极大争议，文章称民营企业应逐步退出，马建堂直言，“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这与(他的)认识错乱有关系，也和当下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与民营企业)对一些经济政策不甘心，或者不满有关系”。

马建堂分析称，这种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马建堂指出，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

马建堂表示，如果在这些认识上有进步，“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这不和谐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

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会得到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

而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吴敬琏称，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后，我国经济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把这种曲折形容为“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这种状况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吴敬琏说。

对于最近热议的“私营经济退出历史舞台”，他表示，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

楼继伟：改革不是下指标定任务

“如今的改革很多的做法是错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谈到‘去产能’就下指标，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起作用。”在谈及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如是说。

楼继伟表示，改革发生在供给侧，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但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谈及当下市场的金融乱象，楼继伟认为，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我们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带来社会安定问题，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楼继伟看来，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他认为，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要有“用途管制”，但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白重恩：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在演讲中表示，中国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白重恩把这叫做“特惠模式”，他认为，在普惠制度还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特惠，可能所有企业都不能实现它的盈利和潜力。特惠尽管不公平，但是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

不过，特惠模式缺乏可持续性，还会带来腐败、地方保护等问题。

杨伟民：少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些市场说了算

“如今的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只有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如是说。

在杨伟民看来，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提供了理由。但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

杨伟民指出，现在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他呼吁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此外，还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杨伟民解释，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等。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等。

盛洪：宏观税负太高，会让经济走向崩溃

著名经济学家盛洪表示，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

第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

第二，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是什么情况呢?

他说，今年上半年，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仍然比GDP要快。而在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最近虽然减了个人所得税，但却增加了劳保资金的征收，宏观税负反而在继续加重。

盛洪甚至直言，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当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时，经济学家要出来提出警示。”盛洪说。

段永基：只给民营企业番号，没粮草也没弹药

“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称，“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说，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很困难。

段永基称，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他认为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李扬：国资都在高歌行进，民企过不下去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