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七个常委名单

在艰难的革命岁月中，新生的党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特别是在国民党背叛了革命以后，四处追捕共产党员，这也给革命带来了更多困难。

党的“六大”比较特殊，它并不是在国内召开的，而是在莫斯科召开，关于“六大”后，谁才是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也存在过颇多争议。

其实，到毛主席手握大权之前，在领导人这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波折，最终尘埃落定，已是遵义会议后了。

那么，六大后、七大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谁？

“六大”后，领导人一再变更

“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处村落中召开的，之所以选择这里，还是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背叛了革命，中国总体上处于“白色恐怖”期间。

新生的共产党在投入革命后，关注的重点问题不是发展，而是生存。

因此，大家要聚在一起开会，就必须要找到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当时共产党的革命也受到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去苏联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选择。

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总共有142人，具有表决权的人有84位，

当时，瞿秋白主要负责作政治报告，周总理负责军事报告和组织报告，李立三关于农民问题也作了报告。

经过近一个月的分析，大会也总结了原因，这跟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密不可分，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想要夺取革命的胜利，最终要的是有一批属于自己的强悍部队，加强军事斗争，才有机会逆转形势。

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几位负责人也指导了这场大会，不久以后，六届一中全会接着召开，大会选举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并且还推选除了政治局组织人员，共计7人，他们在当时就是党的核心力量。

其中包括了苏兆征、项英、向忠发、蔡和森等人，他们在近代史中都属于是重要人物。

不过，最初的向忠发的思想文化程度比较低，工作水平也不及他人，根本没有办法胜任党的全面工作，遂也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因此，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后来，因气喘病发作而不得已离开领导岗位，最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被调往共产国际工作。

随后，蔡和森的工作便由李立三担任，当时他就已经是中共最为核心的领导人，而周总理还留在共产国际开会，尚未回国。

李立三也是毛主席坚定的拥护者，那段时期，他便明确支持毛主席在红四军前委中的领导地位，为古田会议的召开起到了积极作用。

经过大家的努力奋斗，革命形势也有了明显好转，不过，大家还是明确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未改变，革命高潮尚未来临。

周总理回国后，无论从威望还是资历角度，周总理的条件都在于李立三之后，回国后的周总理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也是理所应当的。

因此，这段时间内，一直都是周总理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成为了“一把手”。

没过多久，在1930年3月初，周总理奉中央的指派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在周总理再次离开后，中央的工作便又落回了李立三的手上。

8月上旬，周总理和瞿秋白回国，贯彻国际7月决议，革命重新回到正轨上。

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李立三前往莫斯科，之后便一直留在苏联工作。

李立三之后，便是王明。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且得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开始掌握中央实权。

1934年，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当选为总负责。

此时的红军开始长征，这个时候，一位英雄站了出来。

遵义会议后，革命路线终于变成了光明大道

从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总负责”的人选上换了不少人，其中也有不少人在试探，但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道路。

马列主义如何和中国的具体革命形势结合起来，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多次发表了自己对于革命形势的见解，再加上此前无数次的具体经验表明，毛主席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1935年1月，决定党命运的那场会议召开了，史称遵义会议。

在这场会议上，毛主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和周总理、王稼祥三人组成了军事领导小组，毛主席在红军中无可替代的地位，终于被确定下来。

周总理本来就是一直非常信赖毛主席的，所以也主动要求辅助毛主席作决策，这样做在当时绝对是有好处的。

因为根据组织上的原则，中共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需要接受领导，如果要确定一个具体的领导人，则必须要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此前王明等人能走这么高，无一例外是共产国际给的权力。

在遵义会议前，毛主席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他说话的分量比起周总理这批人要轻一些。

好在周总理等人及时力挺毛主席，才让正确的思想开始指导革命。

毛主席没有出过国，也不了解苏联共产国际的具体形势，而且共产国际对毛主席的态度也没有改变。

毛主席自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在王稼祥、张闻天等主要领导人多次推选毛主席担任总负责职务的时候，毛主席还是坚持让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张闻天担任这个“总负责”。

于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多月后，张闻天开始全面主持党的工作，而毛主席则是军事方面的总指挥，周总理、王稼祥则非常尊重毛主席的意见。

这可是在战争年代，军事指挥从某种意义上就已经代表着一切了。

可以说，表面上的总负责是张闻天，而实际上的总负责就是毛主席。

在红军抵达延安后的几年里，全面抗战爆发了，这时国共也再次提出了合作，革命的形势再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938年3月，任弼时带着中央的委托，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表达了中国目前的抗战局势，以及中共当下的工作。

几个月后，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了，这份指示认为，过去的一年，中共的道路是正确的。

这也就意味着，共产国际认可了毛主席，毛主席已经可以担任中共的总负责了，于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再次在会议中提出，应该将毛主席推选出来。

不过，毛主席在经过慎重考虑后，还是没答应张闻天的请求，还让张闻天继续着这种管理模式，可张闻天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便主动将手中的权力全部交付给毛主席。

可毛主席是典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类型，只管大事，对于日常那些细枝末节的工作不太感兴趣，因此这些依旧是张闻天在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在张闻天的身后，各种会议也仍由张闻天主持召开。

看上去，好像“总负责”依旧是张闻天，其实早就是毛主席了。

那会，中央向外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在署名上是“毛洛”，这个“毛”就是毛主席，“洛”便是张闻天。

到了1943年，中央有了一些大的变动，需要精简和调整机构。

为此，中央政治局专门出了一个规定，推选毛主席担任主席的职务，无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思想领域，只要事关重大，则必须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才能通过。

政治局的日常办公机关，便是书记处，由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组成，这个时候，张闻天已经坦然退出了书记处，这是他高风亮节的一个表现，他觉得应该把重要职务让给更加有能力的人。

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组织的层面上，毛主席已经正式成为“总负责”。

在抗日战争趋近于尾声时，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的杨家岭召开，出席大会的干部总计有547人，当时全党上下已经有121万名党员，这些年来，在毛主席等人的领导下，革命的形势已经是越来越好。

七大党章中还提出，毛主席思想就是党的指导思想，要写入党章，这也可以说是七大重要的历史贡献。

大会还首次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这是革命期间一次重要的大会，总结了过去二十多年艰难的发展历史，制定了以毛主席为领导的正确路线，让全党实现了高度团结。

而且，七大修改了党章，第一次设立了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被完全确立起来了。

这也为未来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期间，同样也离不开周总理、张闻天等多人的贡献。